武昌起义枪声在陇原大地回荡

陕甘总督升允




陕西军政府都督张凤翔



乞丐儿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响彻了中国大地，伟大的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清王朝，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制度。此时，地处边陲、闭塞落后的甘肃，在辛亥革命浪潮的影响下，在陕西新军起义成功的推动下，千里陇原旋即燃起了反清政府的革命烈火！
  清王朝统治中国的最后10年，是清政府最黑暗的年代。当时甘肃各族人民更是苦不堪言，在农村土地高度集中于地主之手，地租高达五成至七成。除此外，还巧立名目加税加赋，什么“采办粮”、“统捐”等等。“辛丑和约”后的巨额赔款，给甘肃每年摊派30万两银以上，无疑更加重了甘肃各族人民的负担，致使贫穷百姓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
  清政府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搞了“立宪”的把戏，甘肃当局也照办了。五花八门的“新政”，使统治机构剧增，经费开支更加庞大，加之经办官吏的营私舞弊，大大加重了各阶层人民的负担。在日甚一日的残酷剥削下，有些地方出现了“田亩久荒，粮租无出”、“死者相枕藉，贫家小户无炊烟，往往夫妻对缢，室如悬磬”的悲惨景象。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不堪忍受剥削压迫的甘肃各族人民，一次又一次地掀起抗捐抚税的斗争。但是，最后都被封建统治者血腥镇压下去了。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兴起的洋务运动，客观上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但甘肃由于偏居边陲，交通闭塞，地瘠民贫，在地方封建势力的束缚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极为迟缓。当时，属于近代民族工业者为数寥寥。正是这样，甘肃的民主革命力量非常薄弱。孙中山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时，唯独甘肃没有同盟会代表参加。
  1907年后，随着江南革命志士来甘和革命书刊相继传入甘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星火在甘肃也点燃起来了。同盟会员在天水陇南中学建立了据点，在学生中宣传同盟会的纲领，不久又组织了“关陇英青社”，提出了“资民生·厚民力”的口号，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以党松平为首的陕甘留日学生于1907年在东京创刊了《秦陇报》，后改名《关陇报》，再改名《复声》。该报极力宣传革命，反对立宪，号召人民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而斗争。该报曾在国内广泛流传，对唤醒甘肃人民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一些受清政府迫害而逃亡甘肃的革命党人，在甘肃展开了革命活动。同盟会员黎兆枚，先在江南组织会党，人数达5万。后因被清政府通辑，被迫经由河南、陕西来甘。辛亥革命时，曾秘密串连各地会党，共谋响应。在泰州起义时，更是出力不少。革命党人王之佐，原在安徽从事革命活动，安庆熊成基起义失败后，他来到陇上，曾在甘肃新军中进行革命活动。久居甘州（今张掖）的河南人王莲清，因不满清政府黑暗统治，曾辗转与孙中山取得联系，秉承孙中山的旨意，在河西地区，串联群众开展革命活动。后因事泄被捕牺牲，临刑时坚贞不屈，大声疾呼，我死之后，弟兄们当继续奋斗，以拯救中国之危亡，甘州人民誉之为“铁汉”。平凉一带哥老会首领彭泗海，从事骡马运输业，经常往来陕甘地区，与陕西哥老会、洪门会首领张云山关系密切，曾在平凉一带联络会党，开展革命活动。
  综合上述，甘肃革命党人的活动，由于缺乏坚实的组织基础，分散而无统一的领导，因此力量必然单薄，加之甘肃封建势力顽固，所以，在辛亥革命前，也就不可能有规模较大的反清政府的革命斗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响起了革命的炮声，辛亥革命由此开始。炮声震撼了西北，震憾了陇原大地。1911年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成功，占领西安，建立了军政府。在武昌起义、陕西新军起义的推动下，甘肃各地各族人民和会党纷纷举起义旗，响应革命。
  在河西地区，当武昌起义的消息传至武威后，城乡群众自动散发传单，约期起义，由在监狱中的齐振鹭秘密通信指挥。后因事机不密，齐振鹭遇害，群众因失去了领导，起义遂未成。酒泉北乡农民，在河州人祁得隆长期以行医为名，宣传革命道理的影响下，革命情绪高涨。1912年春，群众数百，组成5个营举行起义、祁得隆率领农民起义队伍，以火枪、刀斧与装备优良的清军作战，英勇顽强，最后失败，祁得降光荣牺牲。甘州（今张掖）哥老会首领王良庆，曾秘密先在甘州起义，继而进袭河州，后因事泄而被杀。
  在陇东地区，1911年11月初，陕西革命军石得胜西上，占领陕西长武。宁州（今甘肃宁县）会党首领汪兆黎等聚众数百响应，曾攻克合水，进围庆阳。庆阳知府善昌是清政府忠实走狗，他凭借庆阳城高且坚，负隅顽抗，结果起义军围攻失败。灵台佃农蔡普明，曾发动陕甘边境会党60余人起义，以示响应。
  在陇南地区，当地人民群众得知四川宣布独立的消息后，立即掀起各种反抗斗争。文县久为苛捐杂税所苦的农民聚众捣毁了厘税局。阶州（今武都）因成立自治局，清查户口，摊派经费，引起农民姚永福、周天柱等聚众围攻州城。与此同时，阶州青年学生蔡景忱、马占熊，文县青年学生陈蕴章、韩瑞麟等回乡组织“英年团”，响应革命，并准备联络川军，光复陇南各县。
  此外，时属甘肃省管辖的宁夏、西宁地区也都发生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反清政府的武装起义。西宁在清朝是甘肃所辖的一个府治，清廷在此设有办事大臣。丹噶尔（今湟源县）是西宁道所属的一个厅。湟源人李旺，做过盐贩，1910年秋，参加过抢盐局，后他在村创立黄表会（亦称黄标会）。辛亥革命的消息传到西宁后，西宁乔寿山，任得慧在原秘密组织黄表会的基础上，筹划起义，提出口号：“响应民军起义，推翻满清，杀尽浑人”。他们联络了帮会和驻守西宁董福祥的新军3000余人，准备攻占西宁城，但终因事泄被总兵张定邦残酷镇压。
  在宁夏地区，陕西革命党人推翻清政府在陕西的统治后，宁夏会党领袖刘华堂等当即与西安革命党首领张凤翔取得联系。11月14日晚，刘华堂等在宁夏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商定各地联络新军，约期同时发动起义。并派人分别到灵州（今宁夏灵武）、平罗进行活动。
  当灵州光复的消息传到宁夏府城后，刘华堂等人趁着总兵张绍先赴兰州未归的机会，于11月19日晚率会党首先发难。当时参加起义的只有会党30余人，他们沿街燃放鞭炮，冲向镇台分署，一路上参加起义的队伍迅速扩大。宁夏府警官刘照藜、镇署教官刘复太原是哥老会党人，率领士兵百余人向空中呜枪响应。左旗步队号官黄连升亦率部加入。城内贫民纷纷参加，很快形成一支庞大的起义队伍。他们打开监狱，放出会党和犯人。府署官兵早已风声鹤唳，纷纷越墙而逃。宁夏道台孙寿亭和知府庆隆各自逃命。代行总兵职务的游击贺明堂拒不投降，被起义军击毙，知县陈无骧在逃跑路上被愤怒的群众追杀。起义队伍很快占领整个宁夏州城。接着，平罗也被起义队伍占领。
  宁夏起义胜利后，刘华堂等首先在城中心鼓楼上悬起“支那革命大元帅孙”的大旗，并在各家门首插上了写有“顺南”二字的三角小旗，以示拥护孙中山的领导。11月21日，宁夏革命军政府正式在原道台衙门成立，颁布了“新政大纲”和“临时政纲”，主张民族平等，晓喻军队不得骚扰百姓。
  宁夏光复和革命军政府的成立，给清政府在西北地区的统治是巨大的打击，西北封建顽固势力的代表、陕甘总督长庚立即派甘军帮统马麟率部赴宁夏“剿办”。由于军政府混入不少地方士绅和封建势力，他们极力妥协，致使起义军纪律松懈，大半自行逃散。刘华堂只得与灵州、平罗的革命领导人各自出逃，图谋再举。马麟率军进城后，大肆杀戮，烧杀奸淫，无所不为。整个宁夏、灵州、平罗陷入血泊中。
  以上起义，表现了甘肃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精神，打击了甘肃顽固的封建势力。但是，由于组织不力，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最后失败了。
  在省城兰州，以陕甘总督长庚为首的顽固封建统治集团，一再传谕各地严加戒备，疯狂镇压。甚至叫嚷要把清帝迎到甘肃，建立偏安“小朝廷”，进一步控制西北，作为将来复辟的立足之地。
  为了实施上述反革命目的，长庚一伙竟然丧心病狂地组织反革命的东征军，分三路进攻陕西革命军。前任陕甘总督、现任陕西巡抚升允潜回兰州自任总帅，以劝业道彭英甲掌前敌营务。三路东征军从陕西长武、凤翔等几个方向，直通西安。另遣统领黄钺率军驻秦州。反革命东征军攻占了陕西礼泉、邠 州（今陕西邠县）、永寿等地，进逼咸阳，西安受到严重威胁，一时反革命气焰甚嚣尘上。
  在此紧要关头，黄钺在秦州率部起义，宣布独立，成立甘肃临时军政府。这一革命行动，给了陕西革命军以有力支援，给予长庚、升允为首的封建顽固势力以致命打击，粉碎了他们妄图拥戴清帝“偏安西北”，把甘肃作为复辟清王朝基地的阴谋，对促进甘肃民主共和起有很大作用，首次将民主共和的旗帜插到甘肃大地上。正是这样，时任甘肃都督的赵惟熙，被迫于1912年3月6日承认“共和”，长庚交出了印信，夹着尾巴溜走了。在甘肃一些开明人士的强烈要求下，于1912年3月24日成立了甘肃临时议会，选举临洮的李镜清为议长，并于1912年11月又成立了甘肃国民党支部。
  然而，一切反动派是不甘心退出历史舞台的。此后，秦州“甘肃临时军政府”与“甘肃军政府”、省临时议会与省都督府之间展开了剧烈的斗争。最后，黄钺被迫取消独立，解散了甘肃临时军政府；李镜清被暗杀。至此，赵维熙的甘肃都督府控制了甘肃政局。赵惟熙这个袁世凯的忠实走狗，他所控制的都督府比之长庚的总督府，只多了一块“共和”的招牌，甘肃各族人民仍然在封建军阀的反动统治之下，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历史证明，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制度，但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人民仍然被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所奴役、所压迫。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最后取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进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余贤杰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