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记忆系列报道之十八

城市天空的候鸟

　　他们进城追逐梦想,却不想重蹈父辈的旧辙；他们原本与土地有关，却因土地减少走进城市；他们渴望融入城市，却被许多城里人指指点点。在“80后、90后”之外,他们的另一个身份标签是“新生代农民工”。据统计,中国现有农民工2.3亿人左右,新生代农民工占六成有余。
　　诚然,在他们身上,确实存在“三高一低”现象——受教育程度较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做一名生产线上的工人,他们的父辈可能会更加合格。但是,人们悄然发现,以个性与自由为特征的公民意识,正在一个个新锐的灵魂上悄然发育。城市化历史的车轮,开始被他们推动。

　　公元2011年2月6日，大年初四17时，庆阳市东湖公园正门偏南少帅旱冰场，20岁的芮锋换上了一双崭新的旱冰鞋，这是他从东莞打工回来花了300元钱唯一给自己买的“值钱”东西，芮锋脱掉外套丢给一旁的朋友，甩了甩搭在眼前的头发，冲进了溜冰场。
　　溜冰场里灯光闪烁，几个放在墙角的大音响里，传来震耳欲聋的音乐。伴着音乐的节奏，芮锋在人群中来回穿梭，时而转身，时而起身跳跃，每到几个女孩身边，他都会做出高难度动作，引来阵阵欢呼，一旁的几个小女孩满脸的崇拜。
　　一曲音乐过后，芮锋滑出旱冰场，已是满头大汗。
　　走出旱冰场，我约他们走进附近一个酒吧，几杯啤酒下肚，原本略带羞涩的他话多了起来……“我当时就痛恨爸妈,怪他们为什么不管我!不过出来打工了,就知道父母的艰辛了。”芮锋出生在西峰郊区的一个小村庄，刚出生那年，他的父母就前往南方打工，小芮锋便成了留守儿童中的一员。20世纪的西峰城镇还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城区面积只有约5平方公里，4条大街及19条巷子。对于南下打工，同村几乎没有这样的先例，一家人经过了好多天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决定外出。上学时，小芮锋每个月控制的金钱比同龄人更多，但往往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给他一种莫名的孤单。
　　时光就在小芮锋一天天的满足中流走，他逐渐发现，控制的金钱不再成为一种炫耀的资本时，西峰已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如果说城市的现代化让市民多少享受到红利，乡村力争上游的过程就更激进，并赚尽了热泪。求新与图快，成了中国乡村的新信仰。田地被征用成经济开发区，重新规划的村庄建房都使用同一张图纸。记忆里的老屋、田埂全改容易貌，盖新房、建广场、竖标牌，变成了新农村，变得更像一座城。芮锋家的耕地被一点点占用，代之而来的是周围林立的高楼，城区面积已达13.6平方公里，20多条大街，道路笔直，路面宽阔。资料显示，1985年西峰人口不足23万，工业总产值仅有6425万元，2003年人口已突破32万，国内生产总值达13.5亿元。
　　18岁那年，高中还没毕业的芮锋就被父母带到广东打工，刚开始每个月的钱都给母亲保管，一年能存下四五千块。当时为了学点印刷技术，芮锋必须忍受很封闭的环境，刺鼻的印油味使很多人皮肤过敏，从鼻子两边开始发红，“以前那个工厂里每个人都是红鼻子。”芮锋觉得这是件“搞笑”的事情，所以干没多久就辞职进入一家电子加工厂。
　　芮锋很介意被别人称为“农民工”，“不是我喜欢装，我没做过一天农民，我不说，你能看出我从农村来吗？”他的表情很酷，眼光直视，将敞开的外套拉链拉起，露出胸口醒目的“耐克”标志。
　　得到满意的答复后，芮锋笑着说，其实被称做什么不重要，让他纠结的是农民工这个称呼，他甚至与人发生过冲突。“去年7月，我在东莞一家溜冰场，与一个东莞小伙子发生口角，对方就用粤语回击，虽然听不太懂，但是，我就听清了‘农民工’几个字。”芮锋觉得对方肯定不怀好意，一拳将其打倒在地……芮锋说，自从踏出家门的那一步起，他就从没想过再回到农村去，“至少，不会像父母，在农村生活一辈子。”
　　体验过了工厂的苛刻和赚钱的艰辛后，芮锋仿佛在一夜间长大了，他开始替父母着想。“家里的土地被征用了一半，这些钱去年盖了新房子，还没装修，父亲说还欠了1万多块。”芮锋暗暗给自己下了个任务：把这钱慢慢还了，然后再把家里装修一下。为了攒钱，芮锋花钱开始节制起来，他给自己定下规矩：手机话费每月50元钱封顶，打到欠费了就不打了，等下个月发工资再充。今年新工厂工资涨了300元，可芮锋觉得涨得太少了，自己的“攒钱大业”一年半载恐怕很难实现。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