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塌房屋226间,损坏房屋52间,直接经济损失8900万元……湖南省桃江县今年5月12日遭受洪涝灾害,对于直接经济损失,县民政局的数字是1800万元。而防汛办向媒体提供的灾情汇报材料却说是8900万元,被当地媒体发现暗含“水分”。“桃江县防汛办夸大灾情或许不是无意中出错了,这是当前少数地方政府上报灾情的‘潜规则’,夸大的灾情更容易引起上级部门领导重视。”桃江县一位知情人士向记者透露。(5月22日《法治周末》)

　　一场暴雨不但制造了灾情,还不小心让潜规则“现形”。1800万与8900万之间的悬殊,显示的不仅是当地官员畸形的政绩观与灾难观,还有“灾难钱”的公开秘密。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冈纳·缪尔达尔曾经提出过“速度钱”的概念,它指花钱去加快政府机构的办事速度,以获得更多的收益。所谓“灾难钱”,也即在突发的灾难中,习惯性地经由种种人为的手段,获得更多的灾难收益。

　　夸大灾情以获得更多的政策性帮扶,类似的事情倘若发生在某个贫困县身上,或许是有其发生逻辑的,问题在于:从网上的资料不难发现,桃江县是湘中地区最发达的县之一。资料显示,桃江是“全国重点产茶大县”“全国生猪调出大县”“全国产粮大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当一个富裕之县也热衷于从救灾资金中“套现”,它反映出的可能是机制性的弊病。在我看来,这种弊病也就是救灾机制的不透明,乃至“暗箱操作”。

　　应该说,在历经汶川、玉树两次惊天大震之后,我国的救灾机制早已经得到大步的提升,无论是事前的应急举措,还是事后的慈善管理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不得不说,它依旧存在透明度不够、同步监督缺失等问题。

　　桃江官员为什么敢于虚报灾情?只因为救灾流程是在“机制内”进行的:下级官员虚报灾情——处庙堂之高的上级官员“在文件中核实”——处江湖之远的公众无从监督,救灾款项与物资发放,各方皆大欢喜。一切在内部进行,也就意味着缺少公众监督,造假压力很小。况且,多得的救灾款项与物资还可以“灵活处理”——两者叠加出的制度环境与可能诱惑,让虚报灾情成了下意识的举动。

　　不透明之下,潜规则就应势而生。这样的道理几乎放之四海皆准。无监督的、单方面的财物救灾只会衍生出“制度暗箱”,于是,我们还能看到另外荒诞的一幕:灾区领导一边在夸大灾情,一边却在瞒报受灾伤亡人数。原因何在?无他,同样是不受监督与不透明救灾机制的副产品。除了灾情的虚报,另一个值得探讨的是救灾方式。当下的救灾模式,更习惯于通过财政的转移支付来平息灾难的伤痛,帮助灾民重建家园,帮助灾区恢复基本的公共设施。这确属必要,但也无形中忽略了灾民自身的抗灾能力培育——比如,当灾难作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存在,如何通过致富技能赋予和灾难知识普及,减少不必要的灾难损失,让受灾者能够迅速回归正常生活。

　　桃江夸大灾情以及当地领导的不以为意,无疑给了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救灾机制的契机:何以从制度层面消弭浮夸灾情的土壤与可能性?这两年来,“顶层设计”在成为一个热词,很显然,要让救灾机制发挥更有效的作用,同样需要一些制度性改造。当撒胡椒面一样给予受灾地区财物扶持变得越来越低效,救灾更应成为制度对个体的帮扶；当救灾机制不再只是纸面上的政令往来,而是兼顾政策善意与个体监督的系统架构,那么利用灾情“套现”的做法自然就失去了生存空间。救灾就是救灾,它从来都不应关乎利益,只能是无声的援手与守望相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