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敦奥运上带给中国以及中国体育的,显然不止是金牌的丰收,而更应是实现金牌之外的奥运增量

　　8月13日凌晨,随着“伦敦碗”主火炬的缓缓熄灭,奥运会历史上第三次“伦敦时间”划上休止符。在这场204个国家和地区参加的全球体育Party上,中国成为获得金牌的53个国家和地区之一,排名金牌榜第二和奖牌榜第二,取得境外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

　　这是北京奥运会后的第一届奥运会,在中国的百年奥运梦成为现实之后,伦敦奥运会被媒体解读为“后北京奥运时代”的开端。就如这个定位所明示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奥运之于中国、中国体育以及中国人,自会有不同的意义。事实上,本届奥运会中的各种中国细节,已经被鲜明地传递和放大。

　　虽不是中国主场,但发生在伦敦奥运赛场上的中国故事,并不比北京奥运会少。从两名羽球选手因消极比赛被取消比赛资格,叶诗文受质疑,到刘翔受伤遗憾退赛,再到自行车、击剑、体操等赛场出现争议性判罚,都成为奥运会上的中国插曲。这些插曲的发生,再一次证明,竞技体育不仅是竞技水平的竞争,也是对规则、正当竞争、公平结果以及他人的尊重程度的比拼。正如美国黑人运动员杰西·欧文斯的名言:“在体育运动中,人们学到的不仅仅是比赛,还有尊重他人、生活伦理、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以及如何对待自己的同类”。

　　如果说上述故事考验的是我们对于规则和人的尊重程度,那么围绕着判罚争议,中国奥委会在裁判执法申诉上的无一例成功,则又暗示着我们对于规则的学习同样还有所欠缺。竞技体育水平的较量是规则意识的较量,也是学习能力的较量,在提高竞技水平的同时,我们怎样更好地遵守和融入游戏规则,怎样对待误判甚至误读,都关系到我们向世界展现怎样的体育精神和价值理念,这些显然是金牌之外更为重要的软实力竞争,也是“后北京奥运时代”中国竞技体育所要重新发力的方向。

　　体育文明的竞争,是体育发展现状的一种反馈。申办2008年北京奥运会伊始,我们就提出全民体育的号召。但北京奥运会已过去四年,不得不承认,承诺的兑现依然还需要时间。它投射到全民健身,是公共体育设施、公共绿地的不足,体育教育的滞后；它投射到竞技体育,是精英培养体制与群众体育的脱节,封闭式选才已经影响到竞技体育的持续性和全面性发展。

　　从北京奥运到伦敦奥运,超越了百年奥运的民族梦幻,竞技体育的本质已经愈发被民众熟识。我们依然要为金牌所欢呼,但也更加重视对于赛场失败者的尊重；我们依然欣赏竞技体育之美,但却更加在乎自身体育福利的落实。中国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在本届奥运会的总结大会上表示,我们要继续坚持全民健身与奥运同行,促进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调发展,提高人民群众健康水平。如今,面临竞技体育与全民健身的严重割裂,我们的确是需要将竞技体育和全民健身导入同一社会体系当中了,并以此真正将两者推向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轨道。

　　如果说北京奥运会是国人奥运情结的兑现,那么,伦敦奥运上带给中国以及中国体育的,显然不止是金牌的丰收,而更应是实现金牌之外的奥运增量。比如通过竞技和比较,中国体育及其背后的运动员培养体制、国民体育质量的发展,理应找到新的文明和精神坐标。就像我们需要知道,在北京奥运所定义的“更快更高更强”的奥运精神之外,《奥林匹克宪章》中,还有一种“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运精神,这或更接近于体育本身,也最符合大多数人的“体育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