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陕西相声演员苗阜、王声亮相春晚首次大联排。值得关注的是，他们二人很有可能最终顺利登上春晚舞台，献上春晚30多年历史上，仅有的第二部直接讽刺“领导”这一群体的作品。

此前除了1988年牛群、李立山表演的《巧立名目》外，春晚再无相声触及此类题材。有观众看后称，这部反腐相声讽刺尺度之大，涉及题材之“敏感”，早已突破当年的“领导冒号”。进而，相声讽刺尺度堪称“三十年来之最”的话语，便出现在了街头巷尾。

当相声不再讽刺的时候，人们便开始讽刺相声。几年的乏味下来，终于在羊年春晚上，人们又能听到讽刺带来的逗笑，颇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愉悦。于是，在人们的解读当中，这便是讽刺尺度颇大的反腐相声，作为相声这门艺术本身所回归的东西。

但，这种回归尚不足以承载人们过多的期望。因为，人们所看到的反腐相声，不过是“艺术源于生活”的照搬。当前，反腐早已成为社会热点和全民话题，反腐的力度也前所未有，相声契合这样的题材寻求作品，也很正常，略有不同的便是春晚舞台所“容忍”相声讽刺功能的回归。而另一方面，民众透过一些贪腐案件看到的反腐故事，可能远比一台相声要精彩得多。

艺术需要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反腐相声的脚的确踩到了坚实的大地，但有没有“放飞想象的翅膀”，尚不能定论。一是，苗阜、王声的作品，最终在除夕夜呈现给观众的内容有无传说的那么棱角分明，还不知道。二是，艺术作为社会的一个窗口，也须像亚马逊河流域的那只蝴蝶，扇动几下“翅膀”，引起社会的一系列反应。

唐人柳宗元曾写道：“嬉笑之怒，甚于裂眦”，说的就是讽刺的力量甚于直接怒斥。这既是预知性地阐述了相声的讽刺功能，也是说相声的讽刺不能仅仅存于表演气息浓厚的舞台上，而是相声的“翅膀”能够带动社会整体宽容程度，容得下讽刺的声音。

这是反腐相声所未能企及的内容。当前，作为落马的贪腐官员，无论是“苍蝇”还是“老虎”，处于一种“死”的状态，人们可以用各种语言，以大尺度的方式进行评说讽刺。但对于在职的个别官员来说，一有人对他们的某些不良行为进行讽刺，便立刻火冒三丈大发雷霆，进而还会想尽各种办法让你“闭嘴”。

如果说，舞台之上可以容忍一定程度的讽刺，但台下还是一幅拒绝乃至厌恶讽刺的景象，那么，舞台上的讽刺尺度即便再大，又有何意义呢？要知道，任何一个社会，都不会是一派娱乐升平、没有任何矛盾，新生与腐朽，保守与革新，科学与愚昧，共同构建了完整的世界。

此时，适当运用讽刺所独具的魅力与教育功能，在逗笑中让那些假恶丑者惊醒，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社会向上向善的效果可能更好。法国喜剧作家莫里哀曾说过：“一本正经的教训，即使最尖锐，往往不及讽刺有力量：规劝大多数人，没有比描画他们的过失更见效了，恶习变成人的笑柄，对恶习就是重大的致命打击。”

如果换个角度去解读这句话，那么就是社会的丑恶不会因为没有讽刺而自我消弭，相反，民众文化生活也需要讽刺艺术来疏导丑恶的负能量，为正能量的传递创造条件。故而，一个正常的开放社会，不是仅仅容得下一台讽刺的相声，更应该容得下讽刺的生活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