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西走廊葡萄酒产业:醉卧楼兰唤不醒 居延巷陌酒旗风

时间:2018-08-30 18:50来源:大西北网-科技鑫报 作者:记者孙雅彬 点击: 载入中...

    醉卧楼兰唤不醒   居延巷陌酒旗风

——-甘肃河西走廊萄葡酒(现状)发展述评之四


 


 

 

    古代中国的葡萄酒历史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王翰《凉州词》


    葡萄酒对于中国人来说,到底是本土起源还是舶来品?一直富有争议。因此,《诗经七月》就提到:“六月食郁(yù)及薁(yù)”.薁就是蘡(yīng)薁,按李时珍《本草纲目》的说法,是一种野葡萄。1980年在河南省发掘的一个商代后期的古墓中, 也发现了一个密闭的铜卣(yǒu),后经北京大学化学系分析,铜卣中的酒类残渣含有葡萄的成分。


    其实从植物分类学上说,葡萄属于葡萄科葡萄属葡萄亚属,葡萄亚属(或者被称为“真葡萄亚属”)又被分为三个种群: 欧洲种群、亚洲种群和美洲种群,其中亚洲种群主要分布在中国。可以推断,作为一种植物,葡萄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比如地质化石研究表明,山东省临朐县在2600 万年前就有秋葡萄(亚洲种群的一个种)的存在。


    但是,我们习惯上谈论的葡萄,或者商业栽培的绝大部分葡萄,却是欧洲种群葡萄在历经冰川时代之后,唯一的遗存--欧洲葡萄。葡萄酒所使用的专用葡萄品种--“酿酒葡萄”绝大多数属于这个种。


    因此,严格意义上讲,葡萄酒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葡萄和葡萄酒引入要归功于凿通西域、开辟丝绸之路的张骞, 以及他身后的那个赢得了汉匈战争胜利的大汉帝国。


    司马迁的《史记》中记载了汉朝学习种植葡萄、酿造葡萄酒的过程,但没有汉朝人自己大规模酿造葡萄酒的确切记载。两汉时期的葡萄酒异常昂贵。《续汉书》里说了这样一个和葡萄酒有关的故事:扶风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遗张让,即以为凉州刺史。孟佗是三国时期新城太守孟达的父亲,张让是汉灵帝时权重一时、善刮民财的大宦官,位列十常侍之首。孟佗仕途不通,就倾其家财结交张让的家奴和身边的人,并直接送给张让一斛葡萄酒,以酒买官,购得了凉州刺史一职。汉朝的一斛为十斗, 一斗为十升,一升约合现在的200毫升,故一斛葡萄酒就是现在的20升。也就是说,孟佗拿26瓶葡萄酒换得凉州刺史之职! 可见当时葡萄酒身价之高。

 

 


    曹丕也十分喜爱葡萄酒,写下了“中国珍果甚多,且复为说蒲萄。当其朱夏涉秋,尚有余暑,醉酒宿醒,掩露而食。甘而不饴, 酸而不脆,冷而不寒,味长汁多,除烦解渴。又酿以为酒,甘于鞠蘖,善醉而易醒。道之固已流涎咽唾,况亲食之邪。他方之果,宁有匹之者”的文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机、庾信都有引葡萄酒的诗句,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喝的葡萄酒产地在那里。


    《吐鲁番出土文书》(现代根据出土文书汇编而成的)中有不少史料记载了公元4-8世纪期间吐鲁番地区葡萄园种植,经营,租让及葡萄酒买卖的情况。


    中国内地的葡萄酒工艺在唐朝开始大规模的出现,并且也是借助一场战争的胜利。公元640年,唐太宗发动了对高昌国的进攻。高昌国是西域小国之一,626 年李世民即位时高昌国王鞠文泰还亲自赴长安祝贺。随着唐朝的强大,鞠文泰也改变了态度,和同样是佛教狂热信徒的西突厥结成了同盟,一同对抗在西域进行扩张的唐王朝。李世民的对策是派出侯君集和薛万彻统兵的豪华阵容讨伐高昌。侯君集是瓦岗军宿将,还是李靖的高徒。薛万彻是隋末名将薛世雄的儿子,也是出名的猛将。随侯君集和薛万彻出兵还有阿史那杜尔这样熟悉西域地理和社会现状的突厥贵族,李世民的用人可谓面面俱到。鞠文泰却自信自己的国家和唐朝远隔七千余里,中间还有两千多里的沙漠屏障,唐军总兵力过多则无法筹集粮草,唐军兵力不超过3 万则高昌自己就能对付,因此在开战之初并不畏惧唐朝。

 



 


    唐军进展迅速,很快到达高昌国附近。唐军惊人的进军速度让鞠文泰产出生了神兵天降的感觉,鞠文泰在惊恐之中去世。鞠文泰的儿子鞠智盛匆忙继承了王位,面对唐军的进攻也不知所措。西突厥派往高昌的防御部队也不战而逃,这更加降低了守军的士气。侯君集的部下像展示攻城设备一样在短时间内就打下了高昌国二十二座城市,高昌国从此灭亡。唐太宗把高昌的土地当成了西域都护府的基地,也从高昌国获得了马乳葡萄种和葡萄酒酿造法。李世民不仅在皇宫御苑里大种葡萄,还亲自参与葡萄酒的酿制。此后唐朝的葡萄酒大流行在唐朝人的诗歌中就可以看到,李白写过“鸬鹚杓,鹦鹉杯,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倾三百杯。遥看汉江鸭头绿,恰以蒲萄初酦醅。此江若变作春酒,垒曲便筑糟丘台”,白居易更写过“羌管吹杨柳,燕姬酌蒲萄”,更不用说脍炙人口的王翰的《凉州词》:“葡萄美酒夜光杯”.


    两宋时期,葡萄酒依旧是苏东坡等人诗词中常见的宴饮物品,到了两宋末年经过战乱,真正的葡萄酒酿酒法在中原差不多已失传。除了从西域运来的葡萄酒外,中国人自酿的葡萄酒,大体上都是按《北山酒经》上的葡萄与米混合后加曲的“蒲萄酒法”酿制的,味道也不好。

 



 


    元代人因为跟西域交往紧密,所以酿葡萄酒使用了多种工艺。比如元代官方采用西方的酿酒方法,即搅拌、踩打、自然发酵。在元代,葡萄酒第一次上升为“国饮”, 与马奶酒一同被皇室列为国事用酒,元朝的制度还规定在太庙祭祀自己先祖时必须使用葡萄酒,这可能是中国葡萄酒历史上的最高地位了。


    元朝的葡萄酒在民间也很普及,内地的产量很大,民间百姓多能自酿。大都居民甚至把葡萄酒当作生活必需品,“银瓮葡萄尽日倾”.元代统治者对葡萄酒也持鼓励政策,他们给粮食酒的税收标准是百分之二十五,葡萄酒则是百分之六,原因就在于葡萄酒不占用宝贵的粮食储备。元朝除了河西与陇右地区(即今宁夏、甘肃的河西走廊地区,并包括青海以东地区和新疆以东地区和新疆东部)大面积种植葡萄外,北方的山西、河南等地也是葡萄和葡萄酒的重要产地。元朝政府检验葡萄酒的方法也很特殊,每年农历八月,将各地官酿的葡萄酒取样“至太行山辨其真伪。真者下水即流,伪者得水即冰冻矣。”

 



 


    元代饮葡萄酒的潮流甚至流传到明朝,当时生产葡萄酒主要分两类:原酿葡萄酒和葡萄蒸馏酒。原酿葡萄酒是采取中国酿酒的传统习惯,使用酒曲发酵工艺,在葡萄浆中加入酒曲,催使其发酵成熟。葡萄蒸馏酒采取的是蒸馏工艺,提取酒精度更高的蒸馏葡萄酒。


    到了清代,因为满族人不喝葡萄酒, 因此历经元明两朝的葡萄酒高峰到清朝就被终结。以至于现在都没有保留任何遗迹,甚至包括酿造方式也失传了。当然,在古代,中国大部分地区的环境并不是适合葡萄的生产和葡萄酒的酿造,所以葡萄酒没有成为中国的国民饮料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据《舌尖上的战争:食物、战争、历史的奇妙联系》

 



 

 

    1915,中国葡萄酒走向世界


    1915年美国旧金山可谓是热闹非凡。为了庆祝巴拿马运河开通而举办的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在这里举行。博览会上来自各个国家的商品琳琅满目,几乎各个展台前都挤满了观展的人,唯独中国展台前无人问津。率领中国代表团的是一位年过古稀的老人,他就是御封为“光禄大夫”的红顶商人张弼士。


    这次张弼士带来的是自己公司酿制的四种葡萄酒“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雷司令”和“味美思”.可在当时法国葡萄酒誉满世界的年代有谁会去注意一个“弱国”酿造的葡萄酒。面对冷冷清清的展台,张弼士决定主动出击。他拿起一瓶可雅白兰地向法国人莫纳走去。莫纳出生于酿酒世家,自己也是一位品酒高手。张弼士为莫纳斟上了一杯可雅白兰地,这位法国品酒师晃荡了一番杯中的酒,酒色金黄透明,酒质醇厚,泯上一口顿感满口幽香。莫纳惊讶之余赶忙询问酒的产地,张弼士悠然一笑,吐出四字“中国烟台”.


    中国出了美酒的消息顿时在整个会场上传开,一时间人人都争相前来品尝这不可思议的美酒。这次展览会上张弼士的“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送展的“可雅白兰地”“红葡萄”“雷司令”“琼瑶浆”(味美思)一举荣获最优等奖和4枚金质奖章,“可雅白兰地”因此而被命名为“金奖白兰地”,成为驰名世界的名牌。这是中国商品首次在国际上获得的殊荣。

 



 


    ■酒会上的决定


    张裕葡萄酿酒公司可谓是中国葡萄酒酿造业的开端,1890年,张弼士已是一位名满南洋的华侨巨商。有一次他参加印尼巴城法国领事举办的酒宴,席间,人们对所饮法国三星斧头牌白兰地大为赞赏,法国领事为此大谈酒经,并对张弼士说,此酒用法国波尔多地区盛产的葡萄酿造,如用中国山东烟台所产的葡萄酿造,酒质毫不逊色。张弼士问其为何所知,法国领事犹豫片刻后告之,当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他也是其中一员,法军驻扎天津附近时,他曾与其他士兵一起,到烟台采集了大批葡萄回营,用随军携带的小型压榨机榨汁酿造葡萄酒,味道香醇,酒质与法国白兰地相媲美。当时,法国官兵曾议论,瓜分中国领土时,法国要力争山东,好在烟台设厂酿酒。张弼士闻后大为震惊,将此事默记于心。


    1891年,张弼士应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之邀,到烟台商讨兴办铁路事宜。张弼士借此机会对烟台进行了全面考察,了解到此地靠山面海,气候湿润,土质肥美,确是种植葡萄的好地方。当即决定于此投资建厂,定名为“张裕葡萄酿酒公司”.

 




 


    ■三千亩葡萄园


    1892年51岁的张弼士投资近350万两白银,在烟台买下了两座近千亩的荒山,开始打造他的葡萄酒业王国。张裕葡萄酿酒公司首任总经理是张弼士的侄子张成卿。张成卿毕业于槟榔屿一所大学,虽然没有学过酿酒,但为人精明,知人善用。


    张裕葡萄酿酒公司成立后雇用2000多工人,开辟葡萄种植园五处,从美国买回葡萄种苗,聘请美国园艺专家指导培植。但三年后,只见花繁叶茂,却无葡萄果实。后再选种栽种,虽有结果,但果如黄豆,而且青硬苦涩,不堪入口,不能酿酒。于是又从国外选购大量葡萄良种,买回智力化肥,聘请土壤专家化验土质改良土壤,终于获得成功,而且,还培育出了“红玫瑰”、“羊乳葡萄”等名贵品种。随后,在张弼士的授意下张成卿扩大葡萄种植面积达3000余亩,栽种葡萄100多种,25万余株。这使得张裕成为远东地区最大的一家葡萄酒公司。为了能酿造出品质醇正的葡萄酒,张裕先后进口了当时最先进的酿酒设备,高薪聘请法、意、德、奥等国的酿酒专家。就连当时奥地利驻烟台领事拔保,也应邀担任该公司的酿酒工程师。张裕因此成为中国最早的依靠科学技术酿造葡萄酒的大型企业。


    1895年张裕又得到了北洋大臣李鸿章奏发给公司的执照,并享有免税三年,专利十五年的特殊待遇。

 




 


    ■亚洲第一大酒窖


    张弼士很早就知道葡萄酒窖藏的重要。张裕成立初期,张弼士就开始为张裕修建一个地下大酒窖。1894年张裕地下大酒窖破土动工,由于烟台临海,土层均为沙质,酒窖建成不久就因为严重渗水而部分坍塌了。几年后,总经理张成卿和第一任酒师拔保主持再建大酒窖,他们引进先进的构建方法,铁梁拱连,钢砖砌墙,期望能永久使用。谁料地窖里太过潮湿,使钢铁部件很快锈蚀,加之天公不作美,连降暴雨,洪水海潮一起灌入,地下酒窖终于支撑不住而再度失败。两次重挫终于使张成卿和拔保明白:他们脚下的土地不是维也纳。于是精明的拔保开始尝试用中国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第三次窖顶拱连,采用的是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石头发碹方法,墙壁用大块青石和水泥砌成,这些青石据说采自青州,每块足有一吨重。重建后的大酒窖总面积达1900多平方米,深7米,虽然比海平面还低1米多,却不见有渗水的地方。窖内四季恒温,常年保持在摄氏11度左右,对酒的老熟是难得的环境,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海滩边的酒窖”,其巧夺天工的建筑成就声振亚洲。


    张成卿为酒窖的建成可谓是耗尽心血,体力渐渐不支,积劳成疾,每天由工人用小推车送入酒窖工地,亲自监督施工进程。最终英年早逝,享年仅42岁。


    ■张裕的“亚洲桶王”


    在修建地下大酒窖的同时,张成卿还通过拔保,从奥地利和意大利购进已加工好的白橡木板材,运至公司后,经外加钢箍,再行装嵌,做成橡木酒桶。之后,将橡木桶从地窖门顺石阶推入窖内,依次排列整齐。其后,张裕耗费了10年以上的时间,约至1908年,自行装嵌了大小不等的橡木桶约500个,在窖内成行排列横放,从大桶到小桶共为7种。


    其中最大的橡木桶于1905年在酒窖内制作完成,至今仍保存于烟台张裕的百年地下大酒窖,桶身长3米,直径2.6米,可装酒15吨,被称为“亚洲桶王”.“桶王”装的酒,一个20岁的年轻人每天喝一瓶,喝到70多岁也喝不完。经历了百年时光洗礼的“亚洲桶王”成为张裕百年传奇的见证者,张裕在1915年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夺得金奖的可雅白兰地、琼瑶浆、红葡萄、雷司令几款产品,就出自这只“桶王”.


    ■十八年陈酿


    拔保没有辜负张弼士、张成卿叔侄两代的重望,他利用烟台改良了的优质葡萄和西方先进的酿酒技术,为张裕酿出了品质一流的葡萄酒。在所有人为之欢呼的时候,张弼士却命令所有的酒不许出厂,它们必须在酒窖内存放10年以后才能上市,张弼士认为,这样才能保证葡萄酒品质的完美,因此从建厂开始十年内,张裕酿酒公司没有在市场上卖过一滴酒。直到1914年,张裕才开始在上海正式推销自己生产的“双麒麟牌”葡萄酒。此时张裕的第一批葡萄酒已经窖藏了整整18年。在上海的西方人,一开始见到这种酒的时候,根本不相信这是一种醇正的葡萄酒,少数人在品尝之后,又断定这不可能是中国人生产的葡萄酒。然而好酒终归会被世人所认可。张裕葡萄酒在1915年万国商品博览会上取得巨大成功不仅证实这一点,更打破了洋酒不可战胜的神话,将中国的葡萄酒工业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开始。据《知识窗》

 


    考古发现:  距今约3700年河西走廊气候由湿润变为干旱


    新华社兰州8月6日电 现在都知道河西走廊气候很干旱,但是河西走廊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干旱的?考古发掘的木本植物木炭显示,距今约3700年前后,河西走廊的气候从温凉湿润开始变干旱了。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近日发布河西走廊西城驿遗址考古发掘信息。在历时8年的发掘中,西城驿遗址出土了大量的木本植物木炭。“这些木炭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的环境和气候变化。”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陈国科博士说,“距今约4000年,河西走廊气候开始走向干凉,距今3700年后较之前气候更为干旱。”


    西城驿遗址是一处以从事旱作农业为主、兼有饲养,并进行着冶金等手工业生产的史前聚落址,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张掖境内,范围为35万平方米,距今约4100年至3500年。从2010年起,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等联合对这个遗址进行了8个年度的发掘。


    从西城驿遗址出土已鉴定的木炭来看,主要有13种木本植物,有柽柳、柽柳属、沙棘属、枸杞属、杨属、柳属、榆属、云杉属、圆柏属、沙拐枣属、蒺藜科等。另外还出土了绵羊、猪、黄牛、狗、鹿、兔、啮齿动物等动物骨骼。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介绍,云杉属的存在表明西城驿文化时期气候温凉湿润,说明当时应是相对湿的环境。柳属多分布在河流两岸的滩地、低湿地,柳属的存在,表明遗址周围有河流。到了四坝文化早期(距今3700至3500年),耐阳且耐寒的杨属先锋树种占较高的比例,暗示该时期气候进一步干冷,而家养动物牛、羊比例上升和啮齿类动物常见,进一步佐证了四坝文化时期遗址周围是以甘凉草原(草地)为主的自然环境。


    陈国科说,距今4100至3500年间,西城驿遗址区域的气候环境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受距今4000年前后降温和变干事件的影响,距今4000年以后,中国北方地区向干冷趋势发展,在河西走廊表现尤为明显。

 

(责任编辑:张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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