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桂贤，陕西咸阳人。工人出身，就业于西北国棉一厂，曾当选为全国纺织系统的劳动模范。１９５８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１９６８年后曾先后任西北国棉一厂革命委员会主任，咸阳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中共陕西省委副书记。１９６９年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吹灯泡的乡下女工
吴桂贤祖籍河南巩义市，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９个孩子，她是老大。
１９５１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参加了招工考试，考试先考眼疾手快，这些都顺利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１６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１６岁。其实，她瞒了３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主人，一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５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１３岁。厂里说１３岁的要退回，５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选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１０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据说，她们一帮苦孩子到厂的当天晚上，还惹出了一段笑话。晚上她们在新女工宿舍住下后，心情非常激动，大家说呀，跳呀，唱呀，折腾了大半夜，后来实在累了就上床睡觉。在这之前，她们谁也没用过电灯，怎么弄也弄不灭，姐妹几个轮流用嘴吹，吹得个个满头大汗，灯泡仍没吹灭。后来有人私下戏笑她们：“乡下娃，吹灯泡，一夜没睡觉。”
不配警卫的副总理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４年，吴桂贤从来
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吴桂贤为人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后来因工作出色成为了厂里的模范人物，多次参加陕西和全国的劳模大会，她的名字就是这个时候扬传全国的。
１９７４年９月，吴桂贤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吴桂贤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他们在中央工作。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吴桂贤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到中央工作后，她的工资没变，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７年，她的工资一直是６７．２元。中央办公厅每天给基层来的同志补助１元伙食费。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伙食费花了６０多元，她吓了一跳，只好对炊事员说实话，叫他们降低标准。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喝龙井茶，每次收费３角，月终结算。因为会议太多，茶水费就很可观。她因经济拮据，就推说不爱喝茶，算是节省了一笔开支。在她的住处，中央办公厅配备了２０英寸彩电、进口冰箱、华生牌电风扇，她认为蛮好的，甚至觉得有些奢侈。这些东西在她重返基层时，全部上缴给了办公厅。
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不配秘书的主意。
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吴桂贤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家收文件，吴桂贤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她趴在地上找啊，找啊，找……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的后缝里了，她才松了一口气。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成为了吴桂贤的第一个秘书。后来，吴桂贤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她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叫张健民。但是，吴桂贤一直没要警卫。
与江青做邻居的尴尬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１１号楼，同住在１０号楼的江青做起了邻居，这让她很不自在。
１９７５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４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吴桂贤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的楼。一般情况下，首长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吴桂贤：“１０号楼的首长来了。”吴桂贤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芽你知道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芽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先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子虚乌有的“政治笑话”
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纯属无稽之谈。
“文革”时，到处传说：“吴桂贤在回答外宾问题时，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时任吴桂贤的两位秘书回忆说：“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纯属无稽之谈。其实，吴桂贤平时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像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她怎会不知道呢?芽尽管吴桂贤的文化是低了点，但她好学好想，就连外国人的名字她都能记下来，怎可能出这样的笑话呢？”
粉碎“四人帮”后，吴桂贤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７７年９月，十一大刚刚结束，吴桂贤向中共中央要求回陕西基层工作，得到了批准。
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８日，回咸阳的当天早晨，吴桂贤就戴上了工作帽，系着白围腰，来到车间机台，恢复了１０年前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她顶班劳动，努力完成每日的劳动定额，老姐妹们亲切地叫她“桂贤”，中年人称她“吴大姐”，小青年喊她“吴师傅”。在经历４个年头的埋头苦干’，勤奋工作后，她再次赢得了社会的认可。１９８１年６月，吴桂贤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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吹灯泡的乡下女工
吴桂贤祖籍河南巩义市，小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咸阳。父亲有点文化，在一家粮店作记账先生，母亲操持家务。家中大大小小９个孩子，她是老大。
１９５１年，西北国棉一厂招女工，吴桂贤参加了招工考试，考试先考眼疾手快，这些都顺利通过了。量个头儿，刚刚够高。体重本不够，多亏小姐妹们相互传招，她事先在兜里放了一些石头子才勉强通过。问年龄时，她知道只收１６岁以上的，便一口咬定自己是１６岁。其实，她瞒了３岁。
第二天，厂里进行工人阶级启蒙教育，主要讲工人阶级是新社会的主人，一定要对党对祖国忠诚。讲完后，填表登记。５个女孩老老实实地写上了１３岁。厂里说１３岁的要退回，５个女孩哭作一团，谁都不肯走。那年头，家里都穷啊?选师傅问：“你们还都是小孩，夜班一干１０个小时，顶得住吗？”吴桂贤带头表态：“没问题！”就这样，几个赶不走的小童工就被留下来了。
据说，她们一帮苦孩子到厂的当天晚上，还惹出了一段笑话。晚上她们在新女工宿舍住下后，心情非常激动，大家说呀，跳呀，唱呀，折腾了大半夜，后来实在累了就上床睡觉。在这之前，她们谁也没用过电灯，怎么弄也弄不灭，姐妹几个轮流用嘴吹，吹得个个满头大汗，灯泡仍没吹灭。后来有人私下戏笑她们：“乡下娃，吹灯泡，一夜没睡觉。”
不配警卫的副总理
从１９５１年到１９７４年，吴桂贤从来
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光荣的集体。吴桂贤为人厚道，对工作一丝不苟，后来因工作出色成为了厂里的模范人物，多次参加陕西和全国的劳模大会，她的名字就是这个时候扬传全国的。
１９７４年９月，吴桂贤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表，陈永贵作为农民的代表，参加了中央的一个会议。开完会，毛主席把吴桂贤和陈永贵留了下来，让他们在中央工作。那时吃饭是要交粮票的，由于事先不知道，吴桂贤没带多余的粮票，多余的钱，也没带换洗的衣服，就这样走马上任了。
到中央工作后，她的工资没变，从１９７３年到１９７７年，她的工资一直是６７．２元。中央办公厅每天给基层来的同志补助１元伙食费。到北京的头一个月，伙食费花了６０多元，她吓了一跳，只好对炊事员说实话，叫他们降低标准。中央政治局开会时，喝龙井茶，每次收费３角，月终结算。因为会议太多，茶水费就很可观。她因经济拮据，就推说不爱喝茶，算是节省了一笔开支。在她的住处，中央办公厅配备了２０英寸彩电、进口冰箱、华生牌电风扇，她认为蛮好的，甚至觉得有些奢侈。这些东西在她重返基层时，全部上缴给了办公厅。
吴桂贤走上国家领导人岗位后，开始中央办公厅要给她配秘书和警卫，她无论如何也不要，所有的文件都由她自己保管。后来发生的一件事使她改变了不配秘书的主意。
有一次，一份文件找不到了，当时，吴桂贤把文件摆了一地，数来数去就是少一份。陈永贵的秘书来家收文件，吴桂贤只好说：“文件没整理好，明天再交。”她趴在地上找啊，找啊，找……都快急死了。后来，发现夹在抽屉的后缝里了，她才松了一口气。以后，从陕西调来一个叫王杰的女干部，成为了吴桂贤的第一个秘书。后来，吴桂贤分管了工、青、妇，卫生部、纺织部，各类文件一天一大堆，她就又要了一个秘书叫张健民。但是，吴桂贤一直没要警卫。
与江青做邻居的尴尬
吴桂贤到中央后不久，就搬进了钓鱼台国宾馆１１号楼，同住在１０号楼的江青做起了邻居，这让她很不自在。
１９７５年春节过后，吴桂贤的丈夫带着４岁的儿子来探亲。当时，吴桂贤与丈夫约法四章：不让孩子往外跑，室内保持安静、丈夫不要随意出门、在院里不随便与首长讲话。一天晚上，丈夫和儿子在门前走走，碰巧江青也出来散步。她一看见他们，就径直进了吴桂贤的楼。一般情况下，首长间相互来往是必须先打招呼的。见江青来了，服务员马上打电话告诉吴桂贤：“１０号楼的首长来了。”吴桂贤立即下了楼。江青问：“外边怎么有个孩子啊?芽你知道不知道这里住的都是什么人哪?芽这里只能住领导干部，你是政治局候补委员才能住进来，家属怎么能进来呢？”吴桂贤只能带笑说：“我马上让他们出去。”后来，吴桂贤要求搬出钓鱼台，先搬到了花园村，又搬到了交道口才算安定下来。
子虚乌有的“政治笑话”
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纯属无稽之谈。
“文革”时，到处传说：“吴桂贤在回答外宾问题时，居然点了李时珍的名字，让外宾认识一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据时任吴桂贤的两位秘书回忆说：“关于李时珍的政治笑话纯属无稽之谈。其实，吴桂贤平时看过很多古今中外的历史资料，像李时珍这样的知识小学生都知道，她怎会不知道呢?芽尽管吴桂贤的文化是低了点，但她好学好想，就连外国人的名字她都能记下来，怎可能出这样的笑话呢？”
粉碎“四人帮”后，吴桂贤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１９７７年９月，十一大刚刚结束，吴桂贤向中共中央要求回陕西基层工作，得到了批准。
１９７７年９月２８日，回咸阳的当天早晨，吴桂贤就戴上了工作帽，系着白围腰，来到车间机台，恢复了１０年前一个普通女工的身份。她顶班劳动，努力完成每日的劳动定额，老姐妹们亲切地叫她“桂贤”，中年人称她“吴大姐”，小青年喊她“吴师傅”。在经历４个年头的埋头苦干’，勤奋工作后，她再次赢得了社会的认可。１９８１年６月，吴桂贤被任命为西北国棉一厂党委副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