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最高长官，本来可以合理合法地收回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但蒋介石在美国和英国的双重恫吓面前放弃了收复香港的机会。

   国际形势有利于收回香港

       １９４２年１０月下旬，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了鼓励蒋介石配合美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争，通过外交途径在中国进行了一次旨在废除美国在华不平等条约、重新缔造一个中美新约的外交谈判。宋美龄和宋子文一致认为，如果中国能充分利用一切有利时机，有可能取得二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的成果。蒋介石欣然接受了宋美龄和宋子文的上述建议，并把战后从英国人手中收回香港主权的希望，全部寄予美国战时的重新缔约谈判上。

    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穴Ｓｅｙｍｏｕｔ?雪于１９４２年１０月２８日，在重庆与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为首的换约代表团举行正式谈判，与美国一起进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外交谈判日程。

    当宋子文与薛穆开始外交谈判时，才发现并不像当初设计的那样乐观。薛穆对中国的要求虚与委蛇，不肯妥协，致使中英新约谈判一度陷入困境。薛穆最初误以为中国对香港主权的收回只是新约谈判中的“过场戏”，只要施以推脱小计就可让中国罢手，可他没有想到战后收回香港主权竟然是中国政府当时最为积极的谈判目标之一。在双方对峙的情况下，薛穆只好电请伦敦，问计于战时首相丘吉尔。

    把英方妥协的希望寄予美国

    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和丘吉尔从英国战后的利益考虑，主张在与中国的换约谈判中，必须坚持在香港问题上不向中国妥协。鉴于上述立场，薛穆大使忽然在对宋子文的谈判中变得强硬起来。

    宋美龄惊悉中英谈判陷入僵局以后，曾要求宋子文向美国求助。然而罗斯福政府并不想在中英谈判过程中插手过多。于是宋美龄希望蒋介石在对英谈判中采取宁可谈不成，也决不轻易放弃战后收回香港的主张。她始终认为英国最后从大局出发，肯定会妥协的。蒋介石于是坚决地表示：如果英国不将香港在二战结束后的归属问题列入中英新约，那么中英两国在重庆的谈判就失去了它应有的现实意义。

    在中英谈判陷入僵局以后，宋美龄决定以养病为名，亲自飞往美国去求助。蒋介石相信只要夫人亲临美国，罗斯福定会采取对中方支持的态度，而与英国人的对峙则会不攻自破。

    蒋介石在重庆不断收到宋美龄从美国发来的电函。他知道在美国上下一致的支持之下，罗斯福总统已在不断向英国首相丘吉尔施加压力。在此期间，罗斯福还派总统安全顾问霍普金斯亲赴伦敦游说。丘吉尔在罗斯福的压力下，最终同意在与中国即将恢复的换约谈判中考虑蒋介石的要求，并向美方表示英国在同意废除旧约的基础上，拟定一个可为双方都易于接受的新约。

    然而薛穆却在与宋子文重新开始的换约谈判中继续玩弄手法。在英方提出的《换约备忘录》中居然只字不提香港和九龙、新界战后如何归属。当中国方面提出异议时，英方竟然一反常态地变得强硬起来，薛穆明确告诉宋子文：“英国不会屈从中国，更不会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动摇或妥协。”

    宋氏外交无法让蒋氏强硬

    消息传到美国，宋美龄再次向罗斯福发函求援。而丘吉尔在谈判陷入僵局时竟然不顾美国的游说，公然在伦敦发表强硬性的讲话，他说：“我当女王的首席大臣并不是为了主持清算大英帝国。”丘吉尔又电示在重庆的薛穆：“我的意思是换约谈判再坚持下去，决不放弃大英帝国的任何一方领地。”面对宋美龄游说无果，英方突然强硬的态势，宋子文最先抵挡不住了。

    宋子文一面给在美国巡回演讲的宋美龄发电求援，一面请老外交官顾维钧向蒋进言，力求让他认清当前形势：国民政府在军援上依赖美英，即便战后也无收回香港的实力。顾维钧认为：蒋介石应该将丘吉尔已经同意废除的部分不平等条约，当成对方送来的礼物暂且收下，同时还要允许英方把礼物分两次送来。

    与此同时，宋美龄也发回电报，劝蒋暂时先把《中英新约》签下来。万般无奈，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了妥协立场。由初时提出战后从英方手里讨还香港的主权，退而提出二战结束以后英国应归还被租借的九龙地区。虽然他清楚英方不可能做出这样的让步，但仍然希望在《中英新约》中写上这么一句根本就不能实现的话。因为这样可以给他一个台阶下，以便给中国政府和他一个面子。后来，蒋介石见英方谈判代表拒绝了这一建议，又通过宋子文向薛穆提出可以在《中英新约》之外，采取口头的方式谈到“战后九龙归属问题”。可是，英国谈判代表薛穆仍然秉承丘吉尔和艾登的指示，在香港和九龙的战后归属问题上寸步不让。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