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他低下头沉痛地说：“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

文章摘自《梁思成、林徽因与我》 作者：林洙 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思成在40年代末，引进国外的新建筑理论时，还没有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就在抗美援朝运动中受到批判而被迫抛弃了。于是他又背起沉重的灿烂的古建筑文化的包袱艰难地迈出弘扬传统的一步，却又在更大的政治风浪中淹没了。今天在建筑界很多人都认识到，“大屋顶”建筑，是从我国固有的建筑形式向新建筑发展过程中很难避免的一个过程，也是梁思成在探讨建筑的民族风格时走的一段弯路。在科学的历程上是允许人们犯错误的，可悲的是当梁思成努力提倡“大屋顶”时，却一心一意地认为这是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是一个新生事物。

今天，当我重读他的文集时，更加深切地感到他的一生是勇于探索的一生，也是随着时代前进的一生，他与林徽因在那布满荆棘的道路上前进，不考虑迎面扑来的风沙雨雪，不计较个人得失荣辱。我想到人们往往只注意向成功的人庆贺，但是在科学的道路上，当我们向胜利者庆功之时，不应该忘记那些先行的探路人。正是他们以自己的勇敢精神，辛勤的劳动，甚至宝贵的生命，为后者立下了“由此前进”或“此路不通”的路标。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代建筑师们，亲身经历了这场建筑文化嬗变的巨大阵痛，勇敢地冒着风险走完了他们艰难的历程，作出了他们各自的贡献与牺牲。而今新的一代建筑师们，又站在十字路口，要么让我们古老的建筑文化永远衰落下去，要么使它获得新的生命，无论怎样他们都无法推卸这历史的责任。

红卫兵三天两头对思成和我“训话”。一天他们对我说：“你要考虑一下，怎样和他彻底划清界线，是跟毛主席走，还是跟反动权威走，限你三天内做出选择。”他们又明确地命令我同思成离婚！这不能不使我思绪万千，它使我想起了同思成交往近二十年来的一切，也迫使我去了解、并思考思成毕生的事业。也许要感谢这位红卫兵，因为如果不是他的“命令”，我就不会这样冷静地回顾思成的一生，并去认识他的价值。当时我做的更多的只是昏头昏脑地努力跟上群众的步伐、拼命去认识他的“罪行”。

三天后，红卫兵并没有来听我的选择。大约一年后工人宣传队的一个队员，又向我作了善意的劝说，指示我划清界线离婚。那时我已不怕他们了。我审视了自己对婚姻的准则：坦诚、理解、信任、宽容、责任。我与思成之间没有任何隐私，我们做到了坦诚，正因为我们互相如此真诚，因此得到了互相的理解与信任，我宽容他的任何错误。因此我也就有责任与他共同承担家庭的任何不幸。离婚？不！

 

大约有一周的时间，我跟着思成回忆他的前半生，寻找他的“罪行”。这次延续了几天的交谈与回顾，对我和他都是重要的。思成认为，从美国回来到1937年这一段时间，他有意识地避开与政界人物的接触。这个时期，思成的社交范围除了前面提到的清华、北大的一些教授外，还有林徽因的一些作家朋友：沈从文、徐志摩、萧乾、卞之琳、何其芳、陈梦家等；学术界的一些朋友：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也常有来往。此外就是建筑界的同行杨廷宝、陈植、童、赵琛、鲍鼎等人了。朱启钤办营造学社的头两年，学社和日本人有过相当频繁的来往。思成于“九一八”时到学社，对日本刻骨仇恨，所以坚决反对和任何日本人接触。另一方面，他和美国人的来往渐渐多起来。有研究中国古代艺术史的学者史克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詹恩和美国著名建筑师斯泰因及美国领事馆的一些官员等。那时对美国是帝国主义毫无认识，反而认为美国是民主、自由、扶持弱小民族的友好国家。到了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经过学习才认识了美国的帝国主义本质。

思成沉痛地说：“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是清白的，我热爱祖国，热爱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没有从父亲那里继承一砖一瓦、一张股票的遗产，我的经济来源完全是靠我的工资收入。我回国后没有去走发财的路，这条路对我是很容易的；而去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建筑系。为研究保护祖国的文化遗产，我愿献出一切。但是回顾从1928年到七七事变前夕这一段时间，正是我国进入彻底的民权主义革命的时期，对外要推翻帝国主义，求得彻底的民族解放；对内要肃清买办阶级在城市的势力，完成土地革命，消灭乡村的封建关系，推翻军阀政府。这个时期红军完成了震撼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而我却一心想着要赶在日本学术界前面，写出自己的建筑史。我想赶快把这些古建筑测绘下来，以防万一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从东北踏入华北内地，一旦战争爆发，这些宝贵的建筑遗产的命运就难以预料了。我很惭愧，在我们民族的解放运动中，我没有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战期间学社在西南恢复了工作，但经费困难。1940年庚款来源断绝以后，思成每年都要到重庆去一两次为学社筹措经费，每次都要乞求教育部或财政部，因此接触的党政首脑人物也就多了起来，有陈立夫、朱家骅、孔祥熙等，但和他们的关系也仅局限于学社的经费问题。当时中央美术学院曾一度没有院长，教育部想让他去，他辞谢了。后来闻一多在昆明被刺，朱家骅曾要他代表教育部到昆明去“善后”，他因为一向和教育部没有关系，更是严辞拒绝了。思成回忆了抗战时期的一段生活与工作后对我说：“过去虽然我自认为对美帝国主义没有认识，但对日本侵略者我是恨之入骨，为了抗击侵略者，为了保卫祖国，我愿做出任何牺牲。但我不是军人，我无能为力。现在群众批判我在抗战期间龟缩在后方，抱着几座封建迷信的庙、塔、墓、窟为奇货，苟且偷生，干着把中国引向黑暗的罪恶勾当。这样的批评，我还很难认识，也难以接受。不过我承认，我没有想到投笔从戎，这使我感到很愧疚！很愧疚！”思成沉思着说：“什么叫文化买办？我认为学术是没有国界的，任何一个民族都不应拒绝外来文化，一个民族只有接受了外来文化，本民族的文化才能更加发扬光大。如中国的佛塔，本非中国固有的建筑形式，但它从印度传入后，仍以中国的风格，造成成熟的中国特有的艺术而驰名世界。

文化买办？在我心中翻来覆去地想了不止一天，仍然得不到答案，真难哪！我不愿口是心非地写假检讨，我希望把我的观点摆出来和大家讨论。”我吓了一大跳，我的天！他要是真的把这些思想和盘托出去和学生们讨论，那岂不马上就被扣上“向无产阶级专政反攻倒算”的罪名吗？我紧张极了，千叮咛万嘱咐地告诉他这些话只能在家里说说，万万不可对外人去说。他看我这么紧张，不禁温和地一笑说：“你真是反动权威忠实的老婆。”过了一会儿他又说：“眉，也许你和孩子们还是离开我好，特别是两个孩子，我总觉得对不起他们。”想起孩子，我的心都碎了，我相信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孩子们会来向我告别：“妈妈，我们必须离开你，离开这个反动的家。”假如这一天真的来临，我又能说什么呢？我不敢往下想。

当时我们已被取消了阅读《参考消息》的资格，一个朋友告诉我说，《参考消息》上报道某音乐家“叛逃”美国的消息。我把这个消息告诉思成，他听了后十分吃惊，睁大了眼睛说：“这消息可靠吗？”消息可靠与否我不知道，但我很想知道他是怎样想的，于是问他：“如果有可能，你愿意到国外去吗？”“离开中国？不！1947年我离开美国回国前夕，费正清夫妇和一些美国朋友对我说：共产党要来了，你回去干什么？他们劝我把全家接到美国。我说：共产党也是中国人，他们也要盖房子。我还是坚决回来了。多年来我感到幸福的是国家需要我，因此我心甘情愿地为祖国奉献一切。特别是广州会议（1962年3月2日周总理在广州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和文艺创作会议上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一报告批判了1957年以后出现的左的倾向，重申了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已是劳动人民的一部分的观点）听了周总理和陈毅副总理的讲话，陈毅还提到了我对《营造法式》的研究工作，我感动极了。我想，我所惟一可奉献给祖国的只有我的知识，所以我毫无保留地把我的全部知识献给中国未来的主人，我的学生们。没想到因此我反而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罪人。”他定睛地看着我，那双满含着痛苦的目光使我不忍再看。

接着他低下头沉痛地说：“如果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我情愿被批判，被揪斗，被踏上千万只脚，只要因此我们的国家前进了，我就心甘情愿。到外国去？不！既然连祖国都不需要我了，还有什么生活的愿望？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悲哀的吗？我情愿作为右派死在祖国的土地上，也不到外国去。”思成啊！你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在我的心中激起了怎样的浪花！梁思成为祖国贡献了毕生的精力、智慧和才华。虽然他没有扛起枪干革命、去杀敌人，但他仍不失为一个高尚的人、无私的人。如果说1962年我同思成结婚后，由于我们在年龄、学识和生活经历上的差异，许多人不理解也不赞成我们的婚姻，如果说在巨大的社会舆论压力下我多少感到过惶惑的话；那么，几年的共同生活已使我更了解他、更认识他的价值。我庆幸自己当年的决定，并感谢上苍为我安排了这样一个角色。我在那惊慌恐怖的日子里，感受到幸福与骄傲、安慰与宁静。我深信历史会说明一切，可能我等不到这一天，也许我会和他一起被红卫兵打死；也许我会被兄妹疏远；也许会被子女抛弃；也许会被朋友们拒绝。但是，我不能虚伪，不能回避，既然今天我更加了解了他，更加认识了他的价值，我惟一能做的，只能是诚实地把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