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文字狱：许多不是反清而是马屁拍错地方
来源：广州日报 作者：王佩

    关于清代文字狱的书籍很多，首推黄裳写的《笔祸史谈丛》和金性尧写的《清代笔祸》，两本书都是小册子，要言不烦，提纲挈领，有述有评，见解独到。其次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编纂的《清代文字狱档》，贵在资料一手，亲历感强。如果喜欢看故事的话，史景迁所写《皇帝与秀才》不容错过，该书是通俗历史读物，长度相当于一个中篇，详细讲述了雍正王朝著名的文字狱“曾静遣张倬投书案”。
    以言获罪历代都有，以清代为盛，尤其是乾隆在位的60年，文网之密，文祸之多，在中国历史上甚为罕见。
    通过研究清代文字狱和《大清律例》，我发现，文字狱不过是大清王朝控制社会诸种残酷手段的一鳞半爪而已，只是因为得罪了读书人，以及后来革命派打倒满清政权的需要，才被后世放到很重要的位置进行讨论。其实，根子不在以言获罪上，而在于封建集权司法体系上。
    我以前不知道，文字狱其实是有法可依的。《大清律例》有“大逆”罪，居“十恶”之列，草民妄议朝政、上书不知忌讳，就会触犯这条罪名。
    关于文字狱的起因，鲁迅说过，“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学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这些惨案的来由，都只为了‘隔膜’。”鲁迅的意思是，双方信息不对称，读书人热脸凑到统治者冷屁股上，非但未得功名，结果挨了刀斧。黄裳说，翻翻《清代文字狱档》，所有的案例，除了少数是皇帝偶然发现，或得力鹰犬的卖力诛求外，绝大多数都是自投罗网的。这些人怀着卑微的目的，希望凭借诗文得到皇上赏识，最终撞在刀口上。
    文字狱害死不少书呆子。直隶人王肇基写了一些文理不通的诗，要献给乾隆，被陕西巡抚查出问题。事发后，他说“如今是尧舜之世，我何敢有一字讪谤，实系我一腔忠心，要求皇上用我”。乾隆御批“竟是疯人而已”，最终立毙杖下。
    不过大部分文字狱的罪名其实是无中生有的罗织。胡中藻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乾隆御批胡中藻的《坚磨生诗抄》，极尽上纲上线之能事。“一把心肠论浊清”，被乾隆认为是加浊字于国号之上。“朝门闻说不开开”，被乾隆解读为讽刺他不上朝。难怪黄裳说乾隆的这些推论是“神经衰弱者的梦呓”。
    文字狱闹得人心惶惶，竟有自愿上钩的。蔡显《闲渔闲闲录》，是自己到府衙门自首的。在蔡看来，书中没有任何犯忌的词句，但畏惧他人罗织举报，才自首。两江总督可不这么认为，“罪该万死”是逃不掉的，乾隆御批“从宽改为斩立决”。
    不过文字狱中，也有一些无罪开释的例子。在杭州吴山的城隍庙上，曾进行过一次文字狱庭审。何毅庵与人出了一本《越州三子》，被查抄。杭绍会审于城隍庙。何不但拒绝认罪，而且当庭反控会审官员才大逆不道。奇迹是，何等人竟被无罪开释。
    自古及今，文字狱留在人们心头的阴影并没有完全散去，靠写文章求得功名的固然有，因为言论而招来无妄之灾、杀身之祸，甚至株连九族的也不少。经历过风风雨雨的上一代人，有很多希望自己的子女读理科，而不是文科，就是这种噩梦不散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