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上,曾经有这样一位女性。她曾历经辛亥讨袁,见证军阀割据,痛心国民党的分裂和其右翼对农工的背叛,她也曾怒斥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盼望国共和谈,叹息兄弟之间势成水火生灵涂炭。无论何时何地何种情势,她的一生都在倾尽全力,用热忱去拥抱她的祖国和同胞。作为一个女人,她的一生并无子嗣,但在她离世后的很久很久,万千国人仍在缅怀惦念。她,就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共产党人的朋友、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先生。
你们派一个党员跟我联系,这样我们双方面能够很快沟通
1935年冬,原本负责中共中央“特科”的邱吉夫(化名小张)被特务绑架,使中央特科失去领导,也失去与中央的联系。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恢复同坚持在上海工作的中央特科的联系。
李芸:他一到上海,就来看我跟我丈夫许强,许强把他在上海的工作汇报了一下。因为他跟鲁迅是老朋友了,他接着就马上去看鲁迅,两个人见到后非常高兴,彻夜长谈。鲁迅知道他来上海是为了加强统一战线工作,所以当时就打电话告诉宋庆龄说:有人来了,要见你。
1935年,日本侵略者加紧对华北侵略扩张,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爆发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运动,全国出现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当时,宋庆龄身在上海,她已经把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到以救国会为组织形式的新阶段。而接下来的工作应该往哪个方向去,她也还在迟疑中。
李芸:宋庆龄根据他的电话,心中明白他指的是什么,所以她就跟鲁迅讲:请他到我家里来好了,我们谈一谈。冯雪峰见了她以后,就要给她转达了我党中央瓦窑堡会议关于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内容。她非常高兴,说:我很久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
此次和冯雪峰的会面,让宋庆龄备受鼓舞。久违的中国共产党的声音确实也给独居上海的宋庆龄以坚定的支持。中共对宋庆龄主持的“救国会”的工作表示了钦敬,也提出了一些建议。
李芸:冯雪峰跟她谈了以后,她提了一个问题:冯先生,你们要找我容易,我要找你们就很困难,是不是你们干脆派一个贵党党员跟我联系,这样我们双方面能够很快沟通。冯雪峰说:好的,我来考虑考虑,安排一位人到您身边工作。
宋庆龄的要求当时着实让冯雪峰吃了一惊,毕竟当时的局势还很紧张,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没有任何松动,中共本身在上海的工作就处于非常保密的状态,以宋庆龄的特殊身份,直接在她身边安放联络员,确实有一定的风险。
李芸:这样,冯雪峰就找了我。我说:宋庆龄地位很高,这样重要一个工作要我去,我感觉很难。冯雪峰就给我讲了:你放心,有什么事情我们会帮助你的,你去吧。这是在1936年的5月底,我就去了。
当时的李芸,刚刚21岁,对外的身份是宋庆龄的秘书,为了执行这个特殊的任务,冯雪峰特意多次叮嘱她,不仅不要用原名,要把自己改姓钱,而且一定要先把自己“包装”起来。
李芸:他说:你注意一下,现在你身上穿一件旗袍,再去做两件,因为到她那里,你穿得太蹩脚也不行。你鞋子要换一个半高跟的,买一个手提包。你注意一下,她那里的环境跟这边有所不同,都是比较高贵的。我都按照他说的做了。
1936年5月的一天,精心打扮过的李芸来到了上海莫里哀路29号。她回忆说,当时她其实心里还是有点战战兢兢,毕竟宋庆龄的身份实在太高,等待她的不知道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李芸:到的那一天,天气很好,我就去莫里哀路靠法国公园后门那里。我看到外面是一个紫红色的大门,就走进去,靠右手一栋白颜色的洋房,就去摁电铃。出来一位比较胖的保姆,她看见我,也不问,马上就请我进去坐了。我到里面一看,屋里挂着孙中山先生的像。保姆要我坐在沙发上面倒了一杯茶给我。我坐下来以后,听到脚步声,就站起来,想大概孙夫人来了,一看,一位女士穿着黑色旗袍,黑高跟鞋,很端正、很漂亮。我估计大概是孙夫人。她直接走到我身边,也看我,说:是个小姑娘嘛!我当时实际上有21岁了,但是梳两条小辫子。她这么一讲,我原来心脏跳得很快,一看到她那么和蔼,我放心了。我就感觉到心定下来了,她问我:什么地方人呐?现在住在什么地方?你家里有些什么人?我一一回答。
多年以后,李芸回忆说,从见到的宋庆龄的第一面起,心中的忧郁和彷徨就一扫而光了。宋庆龄就像一个端庄温婉的邻家大姐,所到之处,带给人的都是温暖的感觉。
李芸:她跟我讲:你能够来,我很高兴,希望你一个礼拜来三次。到我这里来,有些重要事情,信件什么的,我会交给你。那么这样定下来了。我说:好的好的,我准时来。她说:没有关系,你来的时候,假如我不在,李妈会照顾你,你放心好了。但是有一点我心中很明白,就是宋庆龄周边经常有密探、特务,因此我回来的时候,很注意,我不直接回到家里来,我经过很远的地方,我在永安公司、大金公司,都是从前门进去,后门出来,真正感觉到后面没有尾巴了,我才回到家里去。这个情况我又不方便跟孙夫人讲,只有自己知道,所以每天我要跑好多路,最后才到家里。
就这样,李芸逐渐开始适应了在宋庆龄身边的工作,但是秘书工作是枯燥繁琐的,事无巨细,都要面面俱到。李芸回忆说,当时自己曾想过,可能自己的工作和那些大事情也就无关了,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一场惊天动地的大变故就来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以“兵谏”的形式扣押了蒋介石,远在上海的宋庆龄于是也就成了危急的政局中,一个至为重要的力量。
把这个人扣留起来,把内战变成抗战,我是非常高兴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的当晚,时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庆龄姐夫的孔祥熙,来见宋庆龄,请她在一件拟好了的谴责张学良犯上的声明上联署签字,宋庆龄当即断然拒绝,并说:“张学良做得对,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这样做。”其实宋庆龄和蒋介石的仇隙还是从蒋介石违背孙中山先生愿望,分裂国民党,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的,到了1936年西安事变前后,蒋介石当时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就更加让宋庆龄无法接受。政见的不和甚至也导致了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之间的不睦。
李芸:她对自己的妹妹跟蒋介石结婚,非常不赞成。
李芸回忆说,1936年12月12日的深夜,她曾经接到中共中央发给宋庆龄的一份急电,当时她还不清楚中央为什么会在夜间加急打来这样一份电报,但是直觉告诉她,出了大事情。
李芸:就是当时12月12日晚上,接到一份党中央电报,上面说“十万万火急”!我管电报时间不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电报。我很紧张,赶紧等冯雪峰来,因为潘汉年这时候已经来了。潘汉年比较早来,他讲他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要了解一下,看看中共中央的电报。一看,原来是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了蒋介石。潘汉年、冯雪峰,加上我丈夫许强,三个人商量了,怎么办?感觉到这封电报应该慢慢地对外公布,看看下一步情况会怎么样。我们要向宋庆龄汇报西安发生的事,潘汉年要我向宋庆龄约好时间,他去。他就在西安事变的第二天到宋庆龄那里去,把情况向宋庆龄汇报。
在李芸的安排下,潘汉年见到了宋庆龄。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确实无法想象该如何向她通报这样的消息,毕竟被羁押的人是自己的妹妹宋美龄的丈夫。
李芸:宋庆龄一听见蒋介石扣留了,非常高兴。她说:张学良跟杨虎城两位将军,胆子很大,很勇敢。她说把这个人扣留起来,把内战变成抗战,我是非常高兴。不过有一点没有给她讲,就是准如何处置蒋介石,因为要听中共中央的意见。
其实在西安事件发生后的短时间内,不光是南京政府乱作了一团,就在延安,中共的高层也曾经为如何处置蒋介石有过一番争论,有人主张杀蒋以谢天下,有人主张公审、罢免蒋介石,但是当时经过讨论,中共的态度是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这个结论和12日晚发给上海党组织的第一封电报明显不同。
此时的南京早已经是惶惶不可终日,主战、主和派争执不休。宋美龄更是执意要亲赴西安,主持营救丈夫。而在国际上,日本、苏联都对局势的走向格外关注,蒋介石的生死一时间成为中国,乃至整个东亚政局军情发展的分水岭。
李芸:过了两天,中共中央有电报来了:准备做张学良跟杨虎城的工作,有条件地释放蒋介石。我们准备向宋庆龄汇报。何应钦准备派飞机去轰炸,派兵去包围西安。宋庆龄感觉这样一来,内战要起来了,她担心得不得了。
宋庆龄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转变和中共有着非常相似的思路,先是欢喜,然后是担忧,担忧此一事件被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利用,但是此中变化终究不足为外人道。在当时许多蒋介石的嫡系都认为宋庆龄会在此时落井下石,加害于蒋,于是对她本人的人身威胁也就随之而来。
李芸:她信箱里面有一封恐吓信,还装着子弹。上面写着:你勾结张学良等扣留委员长,我们的子弹是不认人的,如果委员长有什么意外,子弹不认人。信是毛笔写的,我就跟宋庆龄讲。她说:恐吓信我见得多了,无所谓,让它去,让它去。我回来向冯雪峰、潘汉年汇报了,他们说不行,还要注意一下,建议宋庆龄争取公开的保卫工作,另外我们党内决定由我的老伴许强派一个同志,在那里暗中保卫,不能叫宋庆龄知道。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内部以亲日派何应钦和戴季陶为首,极力主张武力解决。1936年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讨逆”决议,由何应钦任“讨逆军总司令”,任命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兵发潼关;并派飞机先行轰炸了渭南、富平、三原等地。何还给在意大利养伤的汪精卫打电报让其“速归”。
李芸:宋庆龄担心得不得了,她就准备向我们党提出怎样有条件地来解决这个问题。冯雪峰、潘汉年接到中共中央电报,说准备做张学良、杨虎城工作,有条件地解放蒋介石,把何应钦的计划粉碎。
1936年12月15、19日,中共中央就西安事变问题致电国民党中央,指出:“武力的讨伐,适足以杜塞双方和解的余地”,呼吁国民党立刻实行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同时指出,若能实行,不但民族国家得救,“即蒋氏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中共解决事件的态度在第一时间由驻上海的潘汉年通过李芸转达给了宋庆龄。
李芸:我跟她说:潘汉年、冯雪峰要见她,她很高兴。她知道中国共产党的主张跟她心里想的不谋而合,但是她对冯雪峰、潘汉年讲:你们跟蒋介石谈判,一定要注意。她说:蒋介石这个人当面一套,背后一套,非常狡猾,所以跟他谈判,就要注意了。这是宋庆龄给我们党提出来的。
1936年12月24日,蒋介石同意了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六项主张”。次日下午,张学良执意护送蒋介石返还南京,张学良到南京后随即被看押审判,但西安事变却也由此和平解决。
李芸:宋庆龄感觉到,张学良轻易地陪蒋介石回去是不对的,她说他太不了解蒋介石这个人。
她们看到我,叫我孙夫人,我看到她们,叫她们孔夫人、蒋夫人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政治上的稳定也使得宋庆龄能够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到反战和人道主义事业上去。1938年她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同盟”,致力于战时的医疗救济和儿童保健工作。她通过各种方法和渠道向海外华侨和国际社会宣传抗战真实情况,并向爱国华侨和国际友人募集了大量资金、药品、医疗器械和其他物资,支援抗战。许多物资是通过她的精心安排,运往抗日根据地。她团结和组织国际友人和国际医疗队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考察和工作。斯诺、史沫特莱、白求恩、柯棣华、马海德等记者和医生都是经她安排进入解放区的,宋庆龄组建并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也成为民间抗战的重要阵地之一。
李芸:因为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长江流域一带占领了很多地方,上海也被日本帝国主义包围。中共中央考虑她的安全,打电报到上海,要宋庆龄转移到香港。电报是我收到的,主要是为了她的安全。宋庆龄自己也有这样的想法,她说:我离开上海到香港,等于战场离开上海转移到香港,所以她在香港就积极筹备组织“保卫中国同盟”,向国外友人筹集物资、捐款。她在香港,也搞统一战线,把香港的上层人士组织加入“保卫中国同盟”,她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得比较成功。
在香港工作的那一段生活,至今都是李芸珍贵的回忆。那些日子里,她和宋庆龄朝夕相处,对宋庆龄也更加了解了。她记得有一次宋庆龄急急地召了她来,为的却只是一件“私事”。
李芸:报上登的,说是蒋夫人探望孙夫人,我以为有什么重要事情。后来宋庆龄对我讲:这是新闻记者瞎采写的,我在上海那么久,她从来没来看过我,我刚刚到香港,她就是来看我,我也不欢迎。我们姊妹关系不如和我的朋友好。她们看到我,叫我孙夫人,我看到她们,叫她们孔夫人、蒋夫人,她说我们一直是这样称呼的。
陪伴宋庆龄在香港做统战工作,李芸接触到的各色人等真是三教九流,五花八门,但在交往中,宋庆龄却是一律平等相待,热情招呼。唯独有一次,在轮渡码头,明明遇见一个熟人,宋庆龄却故意视而不见。
李芸:我们俩坐轮渡。刚刚开了没有多久,宋庆龄站起来。我想,她怎么站起来?我也赶紧站起来,她悄悄对我讲:你注意一下,这个座位的最后有一个胖胖的女的,穿着个藏青的西装,这就是陈璧君,汪精卫的太太,我不愿意跟她打招呼,所以你注意一下。我就注意看看,原来陈璧君就坐在这个轮渡的前面一排最后一个座位,那么我们俩只好扭头看窗户外面。
在香港随同宋庆龄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1938年的4月,李芸突然得到中央命令,调她回上海参加工作,于是在和宋庆龄依依惜别之后,她离开了香港。之后又辗转到了延安。
李芸:没有想到,原来康生搞的鬼,他要审查我,说好像我跟宋庆龄不知道搞什么鬼。去了以后,马上就把我隔离起来,我说什么也不知道!没想到,大概在1942年6月,中共中央搞“整风运动”,康生搞“抢救运动”,大批审查。周恩来同志回到延安,带来了宋庆龄给我的东西,有毛巾、雪花膏、手套,她送了很多东西,请周恩来同志帮忙带过来。周恩来同志把东西都交给李克农,说:这些都是孙夫人送给李芸的。没有三天,康生就对我解除隔离。
如果孙先生活着,他一定也是个社会主义者的
1949年8月28日,下午3时45分,毛泽东乘着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来到了北京前门火车站站台。他是去迎接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的。1949年是开国之年,当时,为了参与建国大业,从全国各地来京的各界贤达数不胜数,但能被毛泽东亲赴火车站迎接的,宋庆龄是第一个。这与宋庆龄的身份有关,更与其无人取代的地位和名望有关,当然,还与宋庆龄与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长期密切交往有关。亲赴火车站迎接只是毛泽东表达诚意的一部分,此前的6月19日,他已经请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赴上海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在托邓颖超带的信上,毛泽东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
李芸:宋庆龄说:北京是我的伤心之地,因为中山先生死在北京,她说:我不想去。后来还是邓颖超同志来动员她来到北京。到了北京,毛主席、周恩来同志都来迎接她,蛮隆重的。她就在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但是她非常不习惯北京的气候,手都裂了,因为干燥得不得了,所以她每年去京开会,接着就回到上海。但是有一点,她对我讲:毛主席、周恩来同志、朱总司令领导我们中国,我完全可以放心,我很钦佩他们,她说可惜孙先生死得早了,如果孙先生活着,他一定也是个社会主义者的。
上海解放之后,李芸作为南下干部分配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到了上海没多久,她便去探望了分别已经10年之久的宋庆龄。
李芸:宋庆龄看到我,高兴得不得了,我们两个人拥抱。她说:我非常挂念你。她说:我那个“保卫中国同盟”现在改名字,是“中国福利会”,她说:你到我这里来工作。她特别给我介绍了外国人,她说:我那个时候为了运物资到解放区去,用外国人比较方便,但现在解放了,怎么用外国人呢?你来真好,你就在我这里干,她一定要让我担任“中国福利会”的秘书长。
在宋庆龄的一再要求下,李芸再度回到宋庆龄主持的中福会。宋庆龄是中福会的会长,委任李芸为中福会首任秘书长。
李芸:周恩来关照过:宋庆龄存在就有政治影响,她要你们办什么事情,你应该很好考虑,帮她办好。他讲得很清楚,宋庆龄有政治影响,她存在就有政治影响,所以他说,你们一定很好地来给她办好事情,从政治着眼,不能打小经济牌。这是周恩来讲的话。
李芸回忆说,在后来的岁月里,宋庆龄始终淡泊名利,默默地扮演着一个母亲的角色,尽管她一生并无子嗣,但是她主持的中国人民保卫儿童全国委员会和福利事业惠泽了千万人,而中国共产党也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曾经共患难的朋友,不管政治风云如何变化,宋庆龄都是中共着力维护的对象之一。十年浩劫中,宋庆龄母亲的墓地遭到破坏,此事一度惊动了周恩来。
李芸:最主要是她妈妈的坟墓,她妈妈死得比较晚一点,一些人想把她妈妈的楠木棺材挖出来拿走。宋庆龄在北京不知道,后来我的弟弟看到了,告诉我马上写信给周总理。据说还有人也写信给周总理,周总理就下命令,马上建园、恢复原样,在上海另外用棺材把遗体葬了。这个情况非常严重,因为宋庆龄如果知道了,会伤心得不得了。因为她对妈妈感情特别深,上海后来马上恢复,另外用棺材把遗体葬好,并封起来。
1981年,宋庆龄病势日渐沉重,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宋庆龄入党和担任国家名誉主席的问题。3月30日,邓小平前来北京寓所探望宋庆龄,随后发出宋庆龄享受国家元首待遇的指示。5月15日下午,邓小平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会上一致决定接受宋庆龄为中共正式党员,同时建议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荣誉称号。第二天上午,邓小平赴寓所探视。5月29日,宋庆龄逝世。在追悼大会上,邓小平亲致悼词。一年以后,也就是1982年的5月29日,为纪念宋庆龄先生,以“和平、统一、未来”为宗旨的宋庆龄基金会成立,邓小平担任基金会名誉主席,这个职务他一直到最后也没有辞去。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