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２２年５月底，６８岁的徐世昌，被迫离开坐了３年零９个月的总统宝座，从北京迁居天津英国租界，开始了几乎与世隔绝的“寓公”生活。
徐世昌下野之后，从不阅览报刊杂志，只是由曾任总统府收支处长的朱宝仁向他简述外界新闻。但是，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徐世昌却叫他的一个侄女每天为他读报。
１９３６年西安事变发生后，徐世昌更为关注时局的发展。他对身边的人说：“如果不能和平解决事变，国民党政府必然会与东北军、西北军大动干戈，从而内战扩大，为日本提供可乘之机，后果不堪设想。”及至事变在中国共产党的调解下和平解决后，徐世昌才松了一口气。
１９３７年“七七”事变发生，徐世昌非常担忧国家民族的前景，一天，故友曹汝霖来访。在谈及时局问题时，曹汝霖却说：“南京政府英美派当权，压制日本在华势力，使日本在中国的权利受到损失，日本被迫无奈才出兵与中国打仗。总统（指徐世昌）此时如能出山，与日本订立亲善条约，日本即可撤兵。”听了这番话，徐世昌不禁怒火中烧，断然拒绝道：“老朽年过８０，体弱多病，早就不过问政事，对此没有兴趣，你们另请高明吧！”曹汝霖碰了个硬钉子，只好灰溜溜地告辞离去。徐世昌当即吩咐门房：“以后曹汝霖如果再来，就说我不在家。”
从此以后，徐世昌称病，闭门谢客。
这时，日本侵略者考虑到徐世昌是北洋元老，资历甚高，又当过总统，富有政治经验，是出任华北伪政权首脑的最佳人选，因此决意继续争取他。于是，日本人打算从徐世昌的内侄徐一达身上找突破口。
徐一达当时在北京做事。伪天津市长潘毓桂派自己的秘书柯昌泗到北京去游说徐一达。柯昌泗对徐一达说：日本军方想请徐世昌担任华北的领袖。如果徐世昌答应出山，就把北京市长一职安排给徐一达。像伯父一样具有爱国心的徐一达，婉言拒绝了柯昌泗的要求，并将这一情况转报于伯父。徐世昌对徐一达的爱国举动颇为赞赏，并叮嘱他立即避开京津地区，以免被日本人要挟，于是，徐一达南下上海，并在上海住了一年多时间。
然而，“有耐性的”日本侵略者仍然坚持拖徐世昌下水。１９３８年年初，日本侵略军板垣师团长和大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大佐，分别约请徐世昌见面，但徐世昌却托病不出。无奈之中，日本人又派徐世昌的门生金梁等人前往游说。
金梁是宗社党主要成员，在伪满洲国任职。他们抬出末代皇帝溥仪来压迫徐世昌就范。金在徐世昌的客厅面见老师之后，急切劝告道：“承板垣师团长和土肥原大佐的委派，来拜见老师，请老师先出任华北领袖。一俟部署就绪，再请宣统皇帝到北京正位、老师千万别失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徐世昌曾经是清朝重臣，一向对宣统帝很尊重。但是，此时此刻，徐世昌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关系到民族利益、国家主权和个人名节的大是大非问题，自己决不能只图忠于旧主而有丝毫的让步。因此，他严正地拒绝道：“我年岁已高，精力不济，决不再有出山之想！”
金梁加重了语气劝说道：“我们来这里不是为别的，而是为了老师的晚节。人人都有个晚节，还望老师明白这一点。”徐世昌气愤已极，双唇颤抖，厉声说道：“你们知道什么是晚节？贪于个人一时利益，出卖国家民族，违背天理良心，这算是晚节吗？你们太浑！”说罢，拂袖上楼。
此后，日本侵略者也不再打徐世昌的主意了。
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徐世昌病故，享年８５岁。６月８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徐世昌下褒奖令，以颂扬其爱国忠心。 (责任编辑：鑫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