凑巧的是，在这段时间里，民主建国军总部王庄驻地，确有国民党来人策反，而且是高树勋原来的马师长从西安派人带信给他，让他“弃暗投明”。高树勋将信送给军区首长，然后把送信人看守起来。没想到，此人半夜逃跑了。因此，有人怀疑是高树勋有意把送信人放跑的。接着，军区个别领导指定当时给高树勋当副司令的邢肇棠，每天跟着高树勋，进行监视。后来，随着国民党加紧策反活动，气氛越来越紧张。在复杂局面之下，军区一个负责同志下了结论说：“郝鹏举(徐州警备司令，先起义又叛变)叛变了，我们对高树勋要先下手为强，打主动仗。”

1947年6月14日清晨，民主建国军总部各部、处正在按照政治学习计划，学习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总司令高树勋的住宅方向忽然响起枪声，原来是政工人员带领一个团去抓高树勋。当时大家都很紧张，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时，高树勋正在院子里散步，思考：中央军委要晋冀鲁豫军区部队把大别山作为突击方向，他已把主要精神传达到民主建国军各部队。广大官兵也摩拳擦掌，积极备战，准备在刘、邓首长指挥下，南下参战一显身手。高树勋正反复考虑部队南下中的一些问题，突然听得外面响起“噼噼啪啪”的枪声。民主建国军警卫团因不了解情况，与前来抓高树勋的部队发生了枪战。几分钟后，警卫团听到民主建国军政治部领导喊话，便停止了射击。抓人的部队直奔高树勋的住宅而来。

高树勋听到枪声，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赶紧从院子里跑到会客室去打电话，摇了半天没声音，知道电话线已被切断。院子里的卫队听到了外面的喊声，都掏出枪来，准备还击，高树勋命令：“不许开枪，谁也不许开枪！”卫队这才把枪都放了下来。

枪声离得如此近，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情吓呆了，坐在炕上一动不动，几乎哭出来。这时高树勋进来叫她蹲下，怕射进来的子弹打着女儿。高继芳刚蹲下，一群八路军战士端着枪冲进了院子，命令高树勋和夫人到后院去。高树勋回到后院屋里，不放心女儿，对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我的女儿高继芳在前院屋里蹲着，让她也进来吧。”

那个干部迟疑了一下，让一个战士叫人。战士来到前院把高继芳带到会客室。这时会客室门口站着荷枪实弹的战士。里面，高树勋和夫人各坐在一把椅子上。高继芳看看父母，一声没响，找了一把椅子也坐下。就这样，三个人默默无语地从早晨7点多一直坐到晚上六七点钟。在这期间，高树勋向站岗的战士要信纸、信封，说要写信。不一会儿，一个干部送来了纸和笔。高树勋一会儿写了几封信，信的内容大体相同，是写给上级领导人和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每封信上都写有“我海枯石烂心不变，要革命到底”的字样。这样，他一会儿一封，也不知到底写了多少封，每写好一封就扔到门口地下。过了一会儿，这些信被战士送走了。

约到晚上6时，政治部主任张力之的爱人石磊来了，她说张力之病了，不能来。问过话后，知道他们还没有吃饭，于是她通知厨房做饭。吃过饭，高树勋的女儿高继芳提出要回学校，石磊马上同意，找了一辆木轮车把她送回了学校。

次日，高树勋夫妇被押到军区驻地，继续审查。抓捕高树勋的政工人员在给军区的报告中夸大其词：“经战斗，解除了高树勋的武装。”

晋冀鲁豫军区很快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毛泽东回电说：高树勋邯郸起义有功，必须保证他的人身安全。这样，总算把高树勋在万分危急的情况下保了下来。

这期间，尤其荒唐的是，曾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国民党军队，策动高树勋部起义的共产党员王定南，也被突然扣押起来，五花大绑地被送到神泉训练班，逼他承认“参与高树勋暴动”。王定南坚决不承认，审问人员说他不老实，将他吊打、背铐56天。王定南一口咬定没有此事，还高声说：“我要向党中央申诉！”因为他态度“顽固”，便一直被关押，直到1953年才从北京监狱中放出来。

这个案子风声很大，迅速传遍了各解放区，大家称之为“六一四”事件。国民党趁机借这个事件大肆宣传，说什么“这就是叛变的下场”。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