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最好的诠释，是民国元年2月3日孙文与日本人的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倘近数日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作为最后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

孙中山与日本友人 资料图

本文节选自袁伟时辛亥访谈

嘉宾简介：袁伟时，男，汉族。1931年12月生，广东兴宁人。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已结集出版的著作有《中国现代哲学史稿》、《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路标与灵魂的拷问》等。主编《现代与传统丛书》、《荒原学术文丛》、《牛虻文丛》等。自称“历史在哪里扭曲，就要在哪里突破”，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稿》的后记：“如果我们不愿再做受谴责的一代，就必须面对严峻的现实，从百年的屈辱和挫折中充分汲取教益……学术与盲信势同冰炭。因此，我的信念是：我只把我看到的历史本来面目写在纸上。”

南京临时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没有建树

凤凰网历史：辛亥革命后，南方政府拥有大量军队，但不久之后就不得不解散，传统的说法认为是革命党人的软弱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造成的，但现在看来，更多的原因还在于革命党人在经济上的贫乏，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的财政体系如何？有哪些收入来源？物质的匮乏对革命党人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对后来的革命者是否有借鉴作用？

袁伟时：最好的诠释，是民国元年2月3日孙文与日本人的一段推心置腹的谈话：“倘近数日内，无足够的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作为最后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当此次举事之初，余等即拟将满洲委之于日本，以此希求日本援助中国革命。”“日本政府如确能火速提供资金援助，余或黄兴中之一人可赴日本会见桂公，就满洲问题与革命政府之前途，共商大计。”（《孙中山集外集》第167-16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

辛亥革命前，同盟会革命活动的资金主要靠华侨捐款。民国建立后，再靠捐款维持一个政府是不可能的。当时的中国是正在发展的经济体，财政治本之道是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健全税收体系。孙中山临时政府存在时间只有三个月，在这方面乏善可陈。

中国完成现代化需致力于制度的改革与建设

凤凰网历史：革命重在破坏，而革命之后重在建设，以目前的史料而言，革命党人的行政能力如何？（虽然历史不能假设）如果说辛亥革命后，政权并未由袁世凯接手而是由革命党人掌控，中国的历史将走向何方？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怎样的经验教训？

袁伟时：当时海内外舆论，公认孙文无行政能力，大言炎炎，不切实际。黄兴怎样？与他并肩战斗多年的胡汉民说他“顾性素谨厚，然乏远大之识，又未尝治经济政治之学”。（《胡汉民自传》，《近代史资料》总45号第57页）胡汉民以心胸狭隘著称，不是领袖之才。宋教仁呢？是当时国民党中最有活力的干才。但从他一方面力主内阁制，图谋一举从袁世凯手中夺权；另一方面又极力鼓吹实行中央集权制，冀图立即限制地方实力派的权力来看，也没有驾驭全局的眼光和手腕。至于陈其美，他是帮会大头目，虽有出任总理的雄心，但沉迷买春、赌博，私德不佳，且公然杀害江浙革命军重要将领陶骏保，指示蒋介石暗杀革命领袖陶成章，宋教仁案也有重大嫌疑，不是治国之才。现在证明，国民党还没有掌控全国政权的能力。在国人眼中，他们破坏力有余，建设力不足。

如果国民党掌控政权，历史将走向哪里？从1920年代在广州建立大元帅府、国民政府开始的历史已经做了回答，在此不必赘述。

从中可以得到什么经验教训？以民主、法治、自由为标志的现代社会的建设，没有捷径可走，也没有什么第三条道路。致力于制度的改革和建设，让现代文明在中国生根，是中国完成现代化历史任务的唯一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