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６０年代，中苏关系出现了裂痕。到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中期，由于“珍宝岛事件”和抓捕苏联间谍案的发生，中苏关系一度剑拔弩张，极其紧张。本文作者在那一特殊年代曾供职于中国驻苏联大使馆，亲历了当时特定历史、特定环境下的一些事件，现在他以平实的口吻娓娓道来：
丰盛宴席没有客人来
  我来到驻苏使馆后，除在使团进行活动外，先后拜访了苏外交部远东司、领事司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对等官员。大使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打交道的机会较多，特别是像驻苏这样的大馆，和外交人员服务局的关系非常密切。大使馆的水、电、煤气发生问题，要找服务局；采购有些市场上找不到的物资，要找服务局；要举行大型宴会，要找服务局；要维修还得找服务局。大使馆和服务局的人都很熟悉，关系很好，为了感谢他们，每年都要专门宴请他们。
　　我到达使馆后，正好赶上坐冷板凳。当时我们的对苏政策是：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帝、苏修的国际统一战线，侧重点是打击美帝；对苏修则突出一个“斗”字，针锋相对，有理、有利、有节地向对方进行斗争。
　　由于两国关系不好，我使馆官员每逢和外交部及政府部门的官员接触，常常表现出扼腕嗔目的敌对情绪，但和服务局的人员则是另一种情况，彼此见面之际从不谈政治，把友谊挂在嘴上。为了感谢服务局对我馆的关照，决定在一个周末宴请服务局领导及工作人员，我们将这一想法向他们透露后，他们非常高兴，连声说：“感谢你们的这一安排，到时我们一定准时出席。”
　　我们听了这话心中有了底，便积极准备，宴会定于星期六下午5时，但早在星期一我们就发出请柬，他们接到请柬，纷纷打来电话表示感谢。有一位暖气工，年近六旬，自我建馆就负责我们大使馆的暖气修理，对我们很热情，使馆对他印象很好。他打来电话问：他有个小孙女没有进过大使馆，可以带她来吗？我们当即答复：非常欢迎。
　　这次共发出80多张请柬，预计可以来60多人，这些人多是干体力活的，食量都很大，为了使大家吃饱、吃好，我们准备了丰盛的食品。
　　星期六到了，下午5时我们早早把食品和饮料摆到宴会厅，迎客的人早早盛装以待，站在宴会厅门口准备迎接客人。
　　往年举行这样的活动，不少人都是提前来。今年到时间了，怎么不见一人来？我们眼巴巴地望着门口，过了一个小时还不见一人进来，最终也没有一个来，这次宴会就这样泡汤了。
　　事后，服务局的人来我使馆干活，我们问：“礼拜六的宴会你们为什么不来？”他们悄悄告诉我们，外交部不准他们来，说谁胆敢出席这次招待会，是党员的开除党籍，是团员的开除团籍。
“样板戏”和“鞠躬”事件
  当时发生了两件事，反映了中苏关系的紧张程度和极“左”思想对外交工作的干扰。
　　其一，样板戏事件。
　　1972年2月，大使馆决定以刘新权大使的名义举行电影招待会，邀请苏联外交部有关人员于2月7日到使馆观看现代革命京剧《智取威虎山》。邀请信发出后，苏联外交部第一远东司很快答复，届时苏方将以副外长罗吉昂诺夫为首出席电影招待会。但2月5日，苏联《消息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点名攻击我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当时我国正在进行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攻击样板戏这还了得！使馆请示我国外交部，决定取消这次招待会。7日，即举行电影招待会的当天，外交部答复，同意大使馆意见。我们随即通知苏联外交部：鉴于苏方《消息报》发表了攻击样板戏的文章，大使馆决定取消当天的电影招待会。
　　11日大使馆根据国内指示，再次采取外交行动，向苏联外交部递交备忘录。指出：苏方这种做法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大使馆的政治挑衅，这不利于两国关系正常化。
　　刘大使还抵制了苏外交部组织的参观莫斯科舞蹈学校的活动。
　　其二，所谓鞠躬事件。
　　在当时，根据国内指示，凡是所谓“社会主义大家庭”举行的活动，一律不参加。对苏方组织的邀请所有使馆参加的活动，若苏方在讲话中指名反华，我外交人员要立即退场，以示抗议。苏方每逢十月革命节、国庆和列宁诞辰纪念，都要举行活动，我大使都应邀出席。如苏方指名攻击我国或我领导人而没有退场，这将是严重的政治错误；若苏方在讲话中只是对我国进行影射并未指名攻击而贸然退场，也是政治错误。由于刘大使不懂俄语，主要由翻译决定，事先决定该退场时，翻译只要向他说一声“指名反华了”，刘大使便立即起身退场。11月16日苏方领导人在讲话中指名反华，刘大使当即退场，以示抗议。返馆后，立即把刘大使退场的情况，报告外交部。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