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高层领导人当中，不乏战功赫赫、位高权重的人，但能被称为传奇的并不多，陈毅无疑是其中一位。而岁月的流逝不但未能磨平其印迹，却越来越折射出打动人心的光芒。陈昊苏与陈小鲁回忆中的父亲，更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地走近这位性格元帅的内心世界。
革命者陈毅
1963年，陈毅得知正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的长子陈昊苏入了党后，非常高兴。这年夏天，在繁忙的国务活动中，陈毅专门抽出时间来到北戴河，和几个孩子做了4次长时间谈话，那是令陈昊苏和陈小鲁一生都无法忘怀的记忆。“父亲其实很忙，以往或者不去，或者就去几天，那一次他抽出了好几天的下午来讲，当时是我做的记录，印象很深刻。”如今身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的陈昊苏，坐在办公室接受采访时，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里。
陈小鲁说，父亲以往很少提及自己的过去，“他可能觉得那是一种炫耀”。那段时间正兴“忆苦思甜”，父亲于是才首次和他们讲家史，遗憾的是，“讲了4个下午，才刚刚讲到留法回国”，后来父亲一忙，这事情搁了下来，再也没机会补上。
1901年陈毅出生于四川乐至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5岁他考上成都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学习染织，受到实业救国的影响。1919年夏，陈毅离四川赴法国勤工俭学之前，在上海停留一段时间，他在上海时听过包括黄炎培、吴稚晖在内很多人的演讲，向往过实业救国，也信仰过教育救国。陈毅后来告诉孩子们：“在这里，经历了思想上第一次的动荡。”“那时思想真是一天一变。”
去了法国，他毕竟是华人，又在底层做劳工，受到压迫和歧视。陈毅在法国待的时间并不长，1921年10月被中法当局强制遣返回国，但在群众运动中显示出的才能被蔡和森注意。“蔡和森发现他敢闯，什么都站在前面。父亲是四川人，很善于辩论，又有组织能力，在同学中有影响，他很欣赏我父亲。”蔡和森想发展他为共青团员，陈毅未接受，“他还想看一看是否有其他道路”。
回国后的陈毅在四处碰壁中，“后来他慢慢认识到，在当时的环境下，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只能是一种幻想”。1923年在中法大学学习，任学生会主席的陈毅加入中国共产党，也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很多年后，陈毅语重心长地告诉孩子们：“对革命道路也并不是先知先觉的，也是在一系列挫折之后悟出来的。”
在中共高级领导人中，陈毅的资历比较老。南昌起义部队失败的紧要关头，陈毅协助朱德将剩余不足千人拉到湘南起义，并于1928年春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合。当时红军的重大决策都是毛、朱、陈一起制定的。1934年8月，陈毅在战斗中负重伤，未能参加长征，却在坚持南方根据地的最为残酷的战斗中保存了革命阵地。后人熟悉的《梅岭三章》，就是这段浴血人生留在革命史上的绝唱。“他在革命年代说过很沉重的话：干革命就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打了胜仗开庆功会，打了败仗开斗争会，牺牲了开追悼会。”’
陈毅在残酷的斗争中形成了富有人情味的政治智慧和魅力。陈小鲁说，当时红军打了败仗，长征主力已经走了，国民党派兵要拔掉根据地，军心不稳，有人要退出队伍。“别的领导人可能会采取枪毙逃兵的方式，但父亲没有。他对大家说：你们走可以，把枪留下，不要出卖同志，以后欢迎你们来。结果话一出口，本来动摇的也不动摇了……”
在同为军人的陈小鲁看来，陈、粟率领的华东野战军善于大兵团作战，靠的是协同、军事民主。“每一次制定完作战方案，华野把纵队司令都叫来一起开会，让大家进行充分议论，有意见你可以提，有想法你可以说，最后我父亲拍板。这样每个纵队都了解自己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整个决策是个非常完整的过程。他把领导的决心变成每个纵队司令员的行动。”在这样的领导机制下，该守的守，但又非常灵活。
在陈小鲁看来，在父亲漫长的军事生涯中，更突出的是组织能力。“他是个很好的组织者，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反映在干部关系上就是亲和力。后来华东有什么事情，都是我父亲出面。”陈小鲁说。在渡江战役中，陈毅作为三野的最高负责人，后来二野协调的时候，我父亲是二野的副司令员，他的主要工作是协调两个野战军的关系。“说到整个二野和三野的协调，他推崇邓小平，认为他力量很强；父亲又对刘伯承很尊敬，因为刘伯承辛亥革命时就已经是一个军队领导。”所以两个野战军在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时关系都处理得非常好。
陈毅身上体现的一种大度，也是他人格魅力的一部分。新四军将士们对陈毅有评价：“陈老总有什么山头?陈老总有个大坑!”后来到外交部当部长时，陈毅也只带了一个秘书去。
“中央要求二野进军大西南时，我父亲给中央打个报告说不要让二野去，让我们三野去，二野在解放战争中打得太辛苦了，装备人员都很少，要留在富足的地方好好补充。邓小平不同意，说我们都是四川人，三野大部分是江苏人。中央同意了邓小平的意见，这说明我军的传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遇事要先为友军着想。”陈小鲁说。陈昊苏回忆，陈毅还说过这样一番话：“我们不能在自己党内争功，打了胜仗，我的功劳大，你的功劳小，这样搞是低级趣味!”
陈毅和粟裕是彼此成就的一对搭档。“父亲更多扮演政治家的角色，他建立根据地，有统战才能、外交才能，他能整合军队。军事方面，华东野战军最强的是粟裕，战斗都是他负责，．但把整个华东野战军整合起来，应该说是靠我父亲。”陈小鲁说。“他对粟裕同志很欣赏，他觉得这是我们党培养出来的军事人才——父亲曾经有份给毛泽东的电报，大意是说，我军打了二十几年仗，培养的军事人才不多，近来有粟裕、陈赓，他们与林彪、彭德怀、刘伯承并驾齐驱，前途远大。他们之间的合作也很好，父亲自己说过很多次：我很多情况只发挥一个政委的作用，军事指挥就是粟裕。”陈昊苏回忆。
另一方面，陈毅也利用自己的威信，给粟裕在指挥战斗中以最大支持。陈小鲁提到，华东野战军下面也名将云集，像叶飞、陶勇、王必成等，这些勇将对陈毅都服服帖帖，如果战役指挥中有什么梗阻，陈毅一个电话追过去：听到没有，这是我的命令1 1948年5月，中央要将陈毅调到中原野战军，让粟裕主持工作，此提议却遭到粟裕的反对。毛泽东很意外，因为从表面上讲，粟裕是升了一个职位。粟裕对陈毅的信赖也可见一斑。
不管陈毅后来的职位发生了什么样变化，粟裕却一直保留着称其“军长”的习惯，仿佛是铭记他们在战火中结下的生死之情。父辈的特殊情谊在下一代又得到了另一种方式的延续，陈小鲁的妻子粟惠宁即是粟裕的女儿。陈毅去世后，有一次，粟裕对前来探望自己的陈小鲁说：当年如果不是你父亲把我们带到井冈山，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说罢掉泪了。
外长陈毅
1954年9月3日，陈毅作为上海市选出的人民代表到北京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常务、科技、统战、内务等工作，从此也成为周恩来总理的主要助手。
挪动陈毅这个重要“棋子”，是毛泽东的决定。“总理太忙了，又是政府工作，又是外交工作，所以决定外交应该专门由一个副总理来兼比较好，当时中央决定让我父亲来当外交部长。”陈昊苏介绍说。而在当时，陈毅也向外界明确表示：“我调到中央就是准备做外交工作的。”
经过一段过渡，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陈毅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时，由陈毅来主管外交已进一步明确了，但是直到两年后才正式走马上任。陈吴苏说，这是因为中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1956年陈毅去了趟西藏后因高原反应而头疼不已，不久，印度大使请他去使馆赴宴结束后招待他看电影时，他突然当场晕倒，后来经中央批准，休息了一年。一直到1958年2月，副总理陈毅正式出任外交部长一职，总理周恩来不再兼任。
实际上，在接过外交重担之前，陈毅曾推辞过：“我这个陈毅，有时候说话很有破坏性，有时候好感情用事，感情一上来说话就冲口而出，不管轻重的。在我们内部，对同志有什么伤害，可以对同志解释；在外交上这么一来可就砸锅了。”
“父亲觉得他的前任——周总理做得太好了，各方面国际影响都那么大，他对自己是有疑虑的。我记得他跟我母亲说过，‘我这次兼任外长，可能有几种结果：第一个是干出成绩，第二个是一般化，第三个是犯大错误，第四个是得大病’。”陈昊苏回忆。
后来的历史证明：陈毅用自己的魅力创造了一种外交风格，也留下很多颇具个性色彩的“外交辞令”，令我们后人回忆起来仍感念不已。在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一位某国新闻记者问：“贵国最近打下了美国制造的U-2型高空侦察机，请问陈毅先生，你们用的是什么武器?是导弹吗?”陈毅举起双手在头顶做了一个动作，俏皮地说：“记者先生，美国飞机经不起导弹打，我们是用竹竿把它捅下来的呀!”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记者问陈毅：“贵国在什么时候爆炸第三颗原子弹?”陈毅巧妙地说：“中国已经爆炸了两颗原子弹，这是我们都知道的事。第三颗原子弹可能也要爆炸，什么时候爆炸，请你等着看公报好了。”
该表达愤怒的时候，陈毅也毫不掩饰自己的情绪。在1965年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在谈到美国政府扩大越南战争时，面对极端反华分子公开呼吁进犯中国的时候，这位64岁的外交部长挥舞着双拳，用手指着斑白的头发激昂地说：“我们等待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持打下去。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好战分子，是美帝国主义穷凶极恶、欺人太甚。”
新中国建立后，中日关系一直处于冷冻状态。1959年10月，日本自民党元老松村谦三率团访问中国。在京停留期间，酷爱围棋的松村和陈毅一见如故，结为棋友。陈毅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
在松村推动下，1960年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中国。此后，中日两国围棋界人士互访频繁。日本棋院为了表彰陈毅为推广围棋文化、促进中日围棋界交流所做出的贡献，特授予陈毅围棋“名誉七段”称号。
1964年，日本29名最知名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名棋手参加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征集3000万人的签名运动。当中日两国在1972年9月29日宣布结束战争状态、恢复邦交时，倡导“围棋外交”的陈毅虽已告别人世，但他的名字却永远被铭记在这段历史上。前外交部长唐家璇曾这样说：“现在大家都知道‘乒乓外交’，我认为在‘乒乓外交’之
前，首先是‘围棋外交’。”
在中美关系打破坚冰的背后，也有陈毅的一份努力。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陈毅渐渐淡出外交领域，实际上已被剥夺了工作权利。中苏在珍宝岛发生冲突不久，毛泽东指示陈毅、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研究国际问题。
“父亲虽然已是‘靠边站’，但他还是外交部长，和聂帅、徐帅、叶帅4个老帅一起，我父亲来主持，从战略角度看中国的国际环境以及我们的外交政策。”从3月1日至10月8日，4位老帅进行了24次会议，向党中央写了3份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报告。陈毅还首先提出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议的建议，以打破中美关系的坚冰状态。
“在讨论这个问题时，父亲提出来要考虑用非常规手段来恢复中美关系。”时至今日再回顾这一历史，我们不得不佩服陈毅的远见卓识。1971年毛主席的确采取了“非常规手段”——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陈昊苏回忆，已在病中的陈毅得知后非常高兴，觉得自己的意见终究还是被中央考虑的。这也是陈毅为中国外交事业留下的最后一笔财富。
诗人陈毅
陈毅从小受私塾教育，在“古文观止》、《千家诗》等营养中长大的陈毅，对古典文学有浓厚兴趣。
上世纪20年代，经王统照介绍，陈毅还加入过“文学研究会”，茅盾、周作人、朱自清等都是研究会成员。虽然时代大潮最终把陈毅推向了职业革命者的角色，但诗词却是他相伴一生的爱好。郭沫若评价陈毅：“一柱南天百战多，元帅本色是诗人。”即便在残酷的战争年代，陈毅也从未失去过其诗人气质。“在苏北成立新四军军部时，父亲就和当地的文化人士交往频繁，当时还有个文化村，吸收了诸如阿英、邹韬奋等很多文化人。那个地方物质条件很差，他还成立了一个湖海诗社。”陈昊苏说。
“父亲到后来还想做大作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还记得他对母亲讲，他想打个报告退休，退休之后要做三件事：一是要出一个回忆录；第二是要整理文章；第三是整理诗集。”陈毅的愿望虽然没有实现，但是文人气质却贯穿其一生，这也使得他和知识分子有心灵上的接近。最著名的，当属他轰动一时的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的讲话。
在广州的座谈会上，一些文化人向陈毅含泪倾吐他们在“左”的思潮迫害下的艰难处境。陈毅听后心情难以平静。几天后，受周恩来委托主持座谈会的陈毅对着台下的知识分子说了掏心窝的话。“你们是人民的科学家，社会主义的科学家，无产阶级的科学家，是革命的知识分子，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今天，我给你们行‘脱帽礼’!”说着，他向全场知识分子深深鞠了一躬说：“今天我党团结的人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真正有几个能替我们解决问题的人，一个抵几百个!愚昧是个很大的敌人，愚昧——几万万人没有知识，没有科学知识，也是很大的敌人。”陈毅的讲话，使到会的人深受感动和鼓舞，激起了全场60多次掌声。
热爱诗词的陈毅，用一首首诗记载下了其革命生涯的难忘篇章，而他重要的诗友之一，是毛泽东。无论陈昊苏还是陈小鲁，都提及：父亲从心里佩服毛主席，“他把主席和总理视为领袖一级的人物，认为自己不如他们”。比陈毅大8岁的毛泽东曾说过：“陈毅的诗豪放奔腾，有的地方像我。陈毅有侠气，爽直。”诗词成为两位伟人心灵交映的一个媒介。“父亲和毛泽东共同的爱好是写诗，彼此的唱和比较多，他们之间有不少关于诗的通信。”陈小鲁说。因为诗歌，两人又多了一层交往。曾担任过毛泽东秘书的林克讲过，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中，在毛主席面前，放得开的不多，陈老总是一个。
1964年，在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还关切地问陈毅，最近怎么看不到你的诗发表呢?不久，陈毅将自己写的《六国之行》共7首诗呈寄给了毛泽东。他很快收到了毛泽东的回信，对第一首做了修改，并加了一个题目《西行》：“万里西行急，乘风御太空。不因鹏翼展，哪得鸟途通。海酿千钟酒，山栽万仞葱。风雷驱大地，是处有亲朋。”在信中，毛泽东极有兴致地详谈自己对诗的理解，还建议陈毅“李贺诗很值得一读，不知你有兴趣否”。陈毅对这封信是极为珍爱的，他不仅经常翻阅，而且在他晚年的重病期间，每次住院都要把这封信带在身边，成了他苦闷岁月里的一个精神慰藉。
因为毛泽东在信里提及李贺，陈毅有一次让陈昊苏帮他找李贺的诗集。“其实家里就有这本书，但是父亲年纪大了，眼睛不好，没有找到。那时候我很年轻，对古典诗歌读的不是很多，我也想办法帮他找了，但是最后没找到。”这让陈昊苏至今回忆起来还充满对父亲的愧意。
陈毅的诗人性情，也更多地展示给了妻子张茜。
在张茜之前，陈毅曾经有过两次短暂婚姻。红军时期，陈毅曾与江西兴国的妇女干部肖菊英结婚。次年，陈毅去开肃反会，归途遇白匪袭击，马死了，陈毅和警卫员只好步行回去。在约定时期未等到丈夫的肖菊英认为陈毅已死，竟跳井殉情。陈毅悲痛中写下《忆亡》净怀念她，解放后陈毅还请肖菊英的母亲、兄弟到上海见面，可谓有情有义。
陈毅的第二段婚姻更令人欷欺。1932年，经李富春、蔡畅夫妇介绍，陈毅与兴国女红军赖月明结婚。由于当时的革命形势，陈毅动员她带头疏散，回乡打游击。想到此一去凶多吉少，生离死别，赖月明抓起手枪，要陈毅打死她。陈毅夺枪，要她服从大局，二人于10月20日含泪分别。1937年国共合作抗日，陈毅几次派人寻找赖月明，得知赖月明被捕后为抗拒逼嫁，跳崖自尽。陈毅以《兴国旅合》凭吊这段凋零的情感：“兴城旅夜倍凄清，破纸窗前透月明。战斗艰难还剩我，阿蒙愧负故人情。”
其实赖月明并没有死。她在战斗中失去组织联系后，流浪乞讨，被父亲抓回卖给一个鞋匠。次年鞋匠死了，她找到一个负伤掉队的红军结婚，生下一女二男。1959年，她看到陈毅会见外宾的照片，想去找陈毅，但被丈夫儿女死死拦住。1972年陈毅逝世，赖月明从生产大队的喇叭里听到陈毅的讣告，焚香遥祭并发去唁电。而这一切，陈毅生前一无所知。
那之后，心灰意冷的陈毅一直孑然一身，直到不惑之年遇上正值年华正茂的张茜，他心中埋藏已久的情感才再次被唤醒。1922年出生于武汉的张茜原名叫张掌珠，16岁时她参加新四军，取“茜草红色”之意，改名为“张茜”。“母亲是搞戏剧的，她曾经演过一些角色，当时叫小白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也是部队中很有名的明星级的人物。”有一双明亮眼睛的张茜渐渐吸引了陈毅。“小箭含胎初生岗，似是欲绽蕊吐黄。娇艳高雅世难受，万紫千红妒幽香。”这首《赞春兰》便是陈毅送给张茜的温柔诗句。1940年1月28日，18岁的张茜与39岁的陈毅在江苏溧阳县的水西村结下终生姻缘。
起初张茜对这段感情并不是很确定，“我父亲当时是红军老将领了，当时我母亲刚刚参加新四军，她担心周围的人认为她在走上层路线。她经常跟我们说：我跟你父亲差距很大。所以她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陈小鲁说。“父亲在这点上老是跟我说，你要向你母亲学习，好强、严格、勤奋学习的精神。”陈昊苏说。
好强的张茜用毕生努力来弥补她和丈夫之间的差距。建国初期，陈毅任上海市长，已经有了4个孩子的张茜，从上海来到北京上了俄文专科学校，住在学生宿合和青年学生一样地学习和生活。后来因过度劳累她得了肺结核，才不得不中断学业。50年代张茜以耿星的笔名翻译出版了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奇的小说《沙原》和李昂诺夫的多幕话剧《平平常常的人》。张茜还苦苦钻研诗词韵律之学，留下不少与丈夫应和之作。张茜甚至还要学开车，“结果把车开翻到沟里了，父亲大发脾气，骂了一顿，实际上是心疼母亲”。小鲁笑着回忆。
早在195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楼适夷曾把搜集到的陈毅的几十首诗打印出来寄给陈毅，表示想为陈毅出一本诗集，但陈毅认为时机并不成熟。陈毅去世后，张茜也身患重病。“她50年代就有肺结核，后来跟父亲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哀伤肺嘛，不久得了肺癌。”自知时间不多的张茜开始把全部精力用在整理陈毅的诗集上，也是替丈夫还一份心愿。
“母亲跟我说，很多荣耀和夸赞，包括‘文化大革命’时那些人在舞台上耀武扬威，都是过眼烟云，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你父亲在革命的征途上，留下的这些诗词作品是有价值的。”张茜用不到一年的时间编辑了一部《陈毅诗词选集》，共收入陈毅的100多篇诗词。张茜亲自为诗集写了序，并把诗集托人寄给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希望能公开出版，但一直没有得到答复。
1974年1月，《陈毅诗词选集》用油印的方式问世，两个月后，张茜撒手西归。她最终没有看到这本诗集的正式出版。1977年5月，横跨4年，凝聚着张茜、陈昊苏两代人心血的《陈毅诗词选集》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其中《梅岭三章》、《赣南游击词》等名篇佳作，
传诵一时。
陈毅的几个孩子也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下长大的。“父亲工作忙，时间有限，有空时，他非常喜欢拿诗来给我们，‘你们读一读，讲一讲，什么意思’，然后给我们讲解一下。”陈小鲁很坦诚地说，父亲对古诗格律不太擅长，也作了些“你有原子弹，我有原子弹”应景式的白话诗，但更多的，还是以气势与真性情见长的诗。
诗歌也成了陈家子女沿袭下来的文化基因。以后每年10月6日父母的纪念日，陈昊苏都会到父母灵前，献上一首诗。：“十年思念，魂梦常相见，冬月影，春风面。”“凡是我父亲去过的国家，假如我也去的话，我都会追寻一下他的足迹，特别是如果他写了诗，我更要去。”
他要用父亲最热爱的这种艺术形式，和父亲做一次超越时空的心灵对话。
风雨陈毅
当“文革”风暴在1966年骤然掀起时，陈毅已经对其残酷与凶险程度有了朦胧的意识。在外交部工作人员的一个会上，陈毅说：“只要中央一天不撤我外交部长，我就要顽强地表现自己，并企图影响这个运动。”1966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握着陈毅的手说：“陈老总，我保你。”陈毅坦荡地说：“不用主席保，我能过关，我是共产党员，我靠我的工作，能取得群众的信任。”
“父亲起初也支持毛泽东文化革命的决定，如果被批，他也从自己身上找问题。”陈小鲁很坦诚地说。可是，陈毅越来越觉得这场运动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陶铸被打倒后不久，有一次陈毅回家后发了顿脾气：“陶铸是我们党的重要人物，怎么说打倒就打倒?”
此后，陈毅眼见着身边的战友一个个被打倒，他对发生的一切越来越不能理解。1967年2月，在中央碰头会上，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谭震林、李先念等为一方，与以“中央文革小组”为另一方面，就是否要党的领导、对老干部是否都要打倒、是否要稳定军队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发生尖锐冲突，这就是震撼全国的所谓“大闹怀仁堂”，“二月逆流”。
仗义执言的陈毅一下子成了“二月逆流”的代表人物。心情抑郁的陈毅曾在“二月逆流”之后给毛泽东写了封信，恳切地要求见面谈谈，希望能面对面澄清事实，消除误解。几天后，他盼来了回信，开头写了一段“历来犯错误的改也难”的话，结尾写了八个字：“见面有期，稍安毋躁。”“父亲一下子就明白了。”
革命风暴让原本幸福安定的一家人也陷于动荡不安中。
陈昊苏回忆，当陈毅“靠边站”后，关于张茜的谣言也四散开来。因为很久没有露面，有人说，张茜已经潜逃到柬埔寨。1970年，陈毅生病后从石家庄回京，夫妻两人坐在火车的包间里，好多人跑过来看张茜。“我母亲说，不是传我跑到柬埔寨去了吗?我就坐在那里让他们看!”
1946年，时为山东野战军司令员的陈毅迎来了第三个儿子，取孔子“登东山而小鲁”之句，他为这个小生命取名为小鲁，也蕴含了全取山东的雄心。因为吃羊奶长大的，得小名“小羊”。
“文革”开始后，正在北京八中读书的陈小鲁跟同龄人一样，也投入到文化革命中，一度小有名气。“父亲告诫我‘文化革命’来势汹汹，你要多当心。”
1968年4月，西单商场出现爆炸事件，“炸中南海”的传言弥漫于北京城，各种传言指向陈小鲁，把他也一下子推到了风口浪尖上，“还有谣言说我携20万港币潜逃香港”。实际上，这是“四人帮”想通过陈小鲁抓他其“后台”陈毅。4月的一个晚上，周恩来把陈小鲁叫到自己在西华厅的家里，安排他到沈阳军区所属的一个部队农场去劳动锻炼。总理说，这不是我个人的意见，去了之后，不要给家里写信，不对外联系，不回家探亲，也不拍照片。
第二天一早，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来接陈小鲁，“告别时候，母亲哭了，气氛很压抑”。父亲强压心头的情感告诉他说：“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错误，可我不反党，不反毛主席。你要准备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永远见不到我们。”现已满头白发的陈小鲁提起这些，已经平静如常。此后两年多，陈小鲁只能从报纸上看到父亲的零星消息。
1969年10月，陈毅被以“战备”为名，疏散到石家庄。女儿姗姗正好在石家庄军医学校学习，给夫妻两人一丝安慰。
“九大”之后，陈毅的名字再也没见报。陈小鲁后来才知道，父亲在庐山的九届二中全会上又卷入了所谓“二陈(陈毅、陈伯达)合流”，陈毅又多了一项罪名：“配合陈伯达煽风点火。”陈小鲁说，这一波政治风浪对父亲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以前他也觉得自己犯过错误，包括知识分子问题的讲话，他觉得不顾大局，局部上来说是对的，整体来说可能有错误；说他‘二月逆流’，他也认，毕竟那些话是他说的。但说‘二陈合流’，他很想不通，觉得自己很冤枉。”
1971年春，与父母三年没有联系的陈小鲁终于有机会回家，已明显衰老的父母相扶着出门迎接挂念已久的儿子。陈毅详细问了小鲁部队上的情况，得知部队在传达九届二中全会时，没有提及“二陈合流”之事，陈毅面露欣慰之色。“因为妹妹入党时，单位要问她对‘二月逆流’怎么看，要批判父亲。而部队可能是为了保护我，没有提及这些事，父亲还比较安慰。”在部队锻炼几年的陈小鲁觉得自己长大了，可他不知道，父亲已经快走到生命的尽头。
父亲陈毅
1970年，在庐山开过九届二中全会之后，陈毅的健康状况迅速恶化，去医院检查，肚子疼，被诊断为阑尾炎。1971年1月16日，在做阑尾手术时，发现已患有结肠癌，并侵及肝脏。总理的保健医生亲自监督，手术情况比较乐观，当年“五一”，陈毅还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晚会。但到了年底，病情突然恶化的陈毅不得不做第二次手术。1971年12月26日清晨，多日未进食的陈毅突然提出要吃面条，他费力地吞下了几根面条后告诉医生说：
“今天是毛主席的生日，我早上吃了面条……”
最后时刻的陈毅在昏迷中经常喊道：党中央、毛主席、长征、一直向前、战胜敌人等等。1月6日，周恩来和叶剑英在毛泽东住处商谈工作后，毛泽东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说：“二月逆流’经过时间的考验，根本没有这个事，今后不要再讲‘二月逆流’了。请你们去向陈毅同志转达一下。”
周恩来当即委托叶剑英火速赶往医院，在陈毅的病榻前，叶剑英对着老战友说：“毛主席、党中央要我来看你，要你安心养病，会好起来的。我带来了毛主席的指示，让姗姗念给你听。”姗姗在父亲耳边大声读完毛泽东的批示，此时的陈毅已无力说话，姗姗对父亲说：“您要是听清楚了，就闭闭眼吧。”陈毅闭了闭眼。姗姗又念了一遍，再问父亲是否听清楚，陈毅已没有任何反应……
陈毅就这样走完了71年的人生之路。1月8日，周恩来前往医院向陈毅的遗体告别，他静静地走近陈毅的床边，恭恭敬敬地向陈毅的遗体三鞠躬，而后，伸手掀起覆盖在陈毅身上的白布床单的一角，缓缓地握住陈毅的手背，泪水潸然滚落。
陈毅去世后，其追悼会的规格及悼词成了颇为敏感的事。按中央政治局批准的文件规定，陈毅已不算党和国家领导人，陈毅追悼会以中央军委的名义举办，“低于谢富治，略高于彭绍辉”；追悼会由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致悼词；只请内宾，不请外宾；参加人数为500人。
按照之前的安排，悼词由军事科学院的一个人来写，要求的标准是略高于曾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委员的李天佑。“所以写悼词的那个同志，也不知道怎么写，大家还都在揣摩毛主席的态度。”最终陈毅的悼词连头带尾600字，简历就占去了一大半。当时陈毅的身份已经不是政治局委员，虽然还有一项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头衔，实际上也不到外交部上班。所以最初的悼词里，对陈毅的职务都说得很不完全，只是简单地提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上海市长”两个身份。张茜对此的态度倒很豁达：“我母亲说过，那个是虚浮的东西，没有就没有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真正重要的是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建设所做出的努力。”陈昊苏回忆。
这份有着盖棺定论意味的悼词里，写了“有功有过”，周恩来说，写上这4个字，我是同意的，要客观；送到毛泽东那里审阅时，毛泽东说：有功有过就不要写了，写为人民服务就行了嘛!
追悼会预计在1972年1月10日下午15点30分进行，“我们家属14点50分左右就到了。15点过5分，总理先到了，告诉我们主席要来，我们当然很激动。过了10分钟，毛主席就来了，因为还要等其他人到齐，所以他是在那等别人等了30分钟”。陈小鲁说。
毛泽东在追悼会的出现，着实让张茜及子女们很意外。“事先总理跟我们讲，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会参加，康生有病不参加，江青去不去她自己定。”
张茜看到突然出现的毛泽东，含泪迎上前搀扶住已明显衰老的领导人。“我当时是站在主席跟前近距离看着他，主席很久没出来，长长的胡子，睡衣外面披着大衣。没穿袜子，光脚穿着皮鞋。据说是他午觉一起来，就问：‘是不是下午是陈毅同志追悼会?’大家回答‘是’。‘那我们怎么还不走啊?’其他人一下子愣住了。”陈小鲁说。身边的工作人员阻拦无果后，赶快给总理打电话，“据说主席的车子绕了一下，好让总理提前到，布置工作。原本是军委负责保卫工作，也迅速交给8341部队来接管”。
周恩来迅即决断，提高陈毅追悼会的规格。“总理很巧妙地把很多靠边站的老同志叫来了，他们赶过来跟毛主席握了手，也等于宣告‘解放’了。”陈小鲁说。
毛泽东向覆盖着鲜红党旗的陈毅骨灰盒深深地三鞠躬，这是毛泽东生前参加的最后一次大型活动。而在解放后，他参加追悼大会的，只有任弼时、罗荣桓。第二天，《人民日报》等各大报纸都在头版头条报道此事，老百姓们也借此机会看到了很多久未露面的老干部的面孔，陈毅追悼会及其影响大大超出了原先规定的范围。
毛泽东在接见张茜时，对陈毅做了很多温情的回忆，“总理让我们把讲话整理出来”。陈小鲁回忆。此后不久，“陈毅是我在井冈山上的老战友”，“陈毅和我在革命斗争中曾经有过几次争论，但是这是同志之间的争论”，“陈毅是个好同志”之类的话流传开来。“五年忍听千夫啐，一死难得万人泪。且喜碧血润中华，磊落平生应无愧。”陈小鲁悼念父亲的诗句在此时有了最好的解读。
陈毅去世70天后，张茜也被检查出患了肺癌。1974年，52岁的张茜带着诸多牵挂离开人世。对这位母亲来说，最放心不下的，是当时才24岁的女儿姗姗。她特地对陈昊苏、陈丹淮和陈小鲁三兄弟交代：一定要等到妹妹结婚成家后，你们才能分家。三位兄弟守着对母亲的承诺，一直等到3年后姗姗与王光亚喜结良缘。陈昊苏、陈丹淮和陈小鲁兄弟遵从母亲的遗愿，三人凑钱张罗着为妹妹操办了婚礼。
“当母亲也去世后，我们对人生磨难的认识更深了，虽然以前我也曾从文学作品上了解人物坎坷的命运，只有这时候才真正体验到，失去父母是什么样子……”陈昊苏轻轻叹了口气。
陈昊苏与陈小鲁对风暴来临之前的家庭回忆都是温暖的。陈小鲁说，忙碌的父亲平时很少提及自己的事情，“他经常跟我们说，干部子弟不要有优越感，‘一将功成万骨枯’，不要看我现在的地位，都是多少先烈们打出来。不要说我了，跟你们更没多少关系”。陈毅要求孩子们从小养成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他家几个孩子的衣服总是大的穿了小的穿，陈小鲁岁数虽小，可是个子长得快，衣服轮到他穿时，往往不仅破旧，而且显得很不合身。有次，陈小鲁用手摸着盖不住腿肚子的裤子对陈毅的秘书说：“叔叔，我就穿这么短的衣服过年吗?”
陈小鲁每个月只有1块钱的零花钱，孩子们平时上学和普通孩子一样，即使是风雪交加的数九寒冬，也都是骑自行车去学校，从未乘坐陈毅使用的小汽车。
让陈昊苏和陈小鲁感念至今的，是当年与父亲一道出生人死的这些老战友们对陈家子女的关怀和照顾，这也让他们在回忆往事时多了份超然和感激。采访中，陈昊苏特别提及父亲对毛泽东的感情：“他们是井冈山一起下来的战友，父亲对毛主席一向是敬佩的，父亲后来能做很多事情，都跟毛主席的信任有关系。虽然历史上他好几次反对过毛主席，都是革命斗争中的分歧意见。”陈昊苏说，“我们更希望被年轻人铭记的，是他们这一代革命者为了他们理想中的国家而付出的那些艰辛努力。”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0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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