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看到的记录片，有孙中山先生镜头的，绝大多数是香港电影开拓者黎民伟先生拍摄的。当年，他以“电影救国”为理想，被中国同盟会广州分会会长、著名书画家高剑父先生题赠了墨宝———电影救国，附文写着：“民伟我兄素负提倡文化之责，民二年即从事电影宣传，居功殊伟，书敬赠 剑父”，体现他在民国初建时期用电影宣传革命的功绩。

　　当年电影市场大部分被外国片占领，加上日后低俗商业片加入竞争，故黎民伟开创电影事业的道路注定荆棘满途。另据黎夫人林楚楚忆述：黎民伟在1918年间做大米贸易，赚了巨资，立即辞掉洋行工作，专心向电影事业谋发展。在“民新”厂未成立前，已订购活动摄影机一架，又返内地替孙中山先生拍摄一套纪录画片。

　　1921年，孙中山自上海去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职，重组革命力量。《黎民伟日记》记载着他夜船上省，跟随去了广州。日记写着：“3/5/21，夜船上省。5/5/21，孙中山先生就总统职于粤。”

　　从《黎民伟日记》中的记载和他所拍摄的纪录片可以看到，孙中山先生的每次行动，他都有文字或影片记载。为了给革命政府造舆论，黎民伟主动提出义务随军拍摄战地纪录片，孙中山先生亲笔写下手令：

　　“大元帅令：兹有民新影画制片公司来前线摄影，仰各军一体知照，此令。

　　孙文  中华民国十二年五月五日”

　　在孙中山先生的历史文物中，有关电影的文献，仅有这份“大元帅令”。

　　黎民伟是“民新”的总经理，又是摄影师，带领助手罗永祥、梁林光、彭年及摄影助理黄绍芬，扛着笨重的摄影机，冒着枪林弹雨，记录北伐战争。由民国十年到十七年（1921-1928年），前后经历了七八个年头。在地理方面说，由南中国的广州到达了北京。在此期间黎民伟摄制关于孙中山先生和国民革命的纪录片有：《孙中山先生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公祭黄花岗》、《孙大元帅亲临梅湖炮台试炮》、《攻打惠州城》、《孙中山先生为滇军干部学校举行开幕礼》、《廖仲恺先生为广东兵工厂青年学校开幕》、《孙大元帅出巡广东北江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孙大元帅检阅广东全省警卫军、武装警察及商团》、《俄国罗孚将军出殡》、《孙中山先生北上》、《孙中山先生出殡及追悼之典礼》、《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等等。

　　1924年11月17日孙中山先生北上过港，《广州民国日报》以“大元帅北上过港各界欢送之盛况”为题报导，其中一段写着：

　　“民新影画公司黎民伟，并亲与技员携带影画机到船，将是日情形摄影，……所有欢送者皆接见毕，民新画片公司乃请帅座及夫人步出船旁甲板上，徐徐步行，黎民伟君乃亲自用摄影机将情景逐段摄取，既而复请各要人如刘震寰、吴铁城等及各界人士约百数十人，帅座及夫人前行，各人随后，从容作送行状，由甲板自东而西，用摄影机架高逐一摄影，制为画片，藉留纪念云。”1928年编成《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大战记》，片长9本。孙中山先生馈赠墨宝“天下为公”，在电影人当中，只有黎民伟获此殊荣。1941年重新剪辑、配音，编成《勋业千秋》（又名《建国史之一页》）。此外，黎民伟还积极参与社会活动，曾任香港著名慈善机构“东华三院”总理及南华体育会副主席，也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命运。他曾联名致函河南督军冯玉祥，请他支持中国统一运动，《黎民伟日记》记载着：“13/6/1922，与徐季龙（谦）先生〔时任王宠惠内阁司法总长〕会议于港杨少泉牙医生写字楼，为谋统一运动，联名函致河南督军冯玉祥，请其合作。”

　　有学者对黎民伟拍摄的纪录片有着这样的评价：“黎民伟一直交替着非虚构纪录片和剧情片的创作，为我们留下了一批具有永恒魅力的作品。一位电影人能够同时对非虚构的纪录片和剧情片给予同样重视，并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在中外电影史上也是不多见的。……现在制作的许多历史文献纪录片和专题片，很多有价值的镜头都是出自黎民伟的纪录片，我们也因此而对他充满感激之情。历史上很多重大的事件是不应当忘记的，‘以史为鉴’对后人是重要的。黎民伟纪录片延长了我们对国家和民族的记忆，功绩无限。”

　　的确，黎民伟对记录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作出了其他人难以超越的功绩。当年中国备受外强宰割，不救国，就要灭亡，救国首先要教民。联华编剧沈寂说：“黎民伟的纪录片本身就是政治，但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而他这个政治是‘救国’，我觉得这是最重要也是最伟大的政治，在黎民伟身上体现出来。”

　　除了记录外，黎民伟的这些纪录片还具有启蒙的意义，如由多部革命纪录片剪辑而成的《勋业千秋》使今天的人们可以亲眼看到中国从封建帝制向自由民主的转折。

　　著名的电影史研究者、剧作家杜云之1972年在《中国电影史》中指出：“黎民伟是第一位参加电影工作的革命党人，华南电影界的革命先导。”

据羊城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