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通过国家出版局局长哈拉托夫写信给高尔基希望高尔基给他写一部传记。
    实际上，斯大林和内务部的头头们对高尔基太缺乏了解，估计太不足了。文学家的犀利的目光，使高尔基逐渐洞察了周围正在发生的一切。工人们那一张张因吃不饱而消瘦蜡黄的脸庞，铁路上那一列列押送“富农”去西伯利亚的棚车（它们不时出现在高尔基那豪华的包厢的窗户外面），都使高尔基意识到：在斯大林那虚假的社会主义招牌后面，到处是饥饿、奴役和野蛮的专制。高尔基，这位走遍俄罗斯大地的自由战士，暗暗有了新的想法：那就是以拖延术来达到不给斯大林树碑立传的目的。
    最使高尔基痛心疾首的，还是那股越演越烈的围剿老布尔什维克的浪潮。许多被迫害的老党员，早在革命前就同高尔基结下了深情厚谊。高尔基曾因自己素来敬重的加米涅夫被捕而感到极度的不安和不解，并把这一看法告诉了亚果达。斯大林听说后，为了打消这位名作家的疑虑，赶紧下令放人，让加米涅夫回莫斯科。由于高尔基的干预，还有几个老布尔什维克也免去了被继续监禁或流放之苦。但作家却并没因此而感到欣慰，他知道，还有许多老党员，过去他们受沙皇的折磨，现在又遭到斯大林的迫害，对此，他实在不能容忍。
    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４年间，有大批反对派成员被捕，而官方对此却一字不提。有一天，高尔基外出散步，碰见一位陌生妇女，经过交谈后得知，这妇女的丈夫，是他革命前就认识的一位老布尔什维克。妇女请求高尔基帮帮忙，因为她和患有骨结核的女儿正受到被驱逐出莫斯科的威胁。高尔基追问起驱逐的原因，才知道她丈夫早就被判了五年刑，现已在集中营里服刑满两年。高尔基立即行动起来。他先给亚果达打电话，后者回答说，没有中央指令，内务部无权放人。高尔基又找到叶努启则，后者便去请示斯大林。这一次，斯大林却不愿再“开恩”了：他早就因高尔基三番五次地替反对派成员求情而憋了一肚子气。他只同意不再驱逐那位妇女及其女儿，坚决拒绝有关提前释放其丈夫的请求。高尔基与斯大林之间，关系日趋紧张，到１９３４年初，大概连斯大林本人都已意识到，他朝思暮想的书是不可能问世了。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