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11号楼里，一个小小的社区繁荣发展了起来。

　　1979年，斯图尔特女士把2楼剩下的一半借给了自己剧团的一位舞台监督格雷琴•格林(Gretchen Green)。那年格林女士34岁，她来自康涅狄克，当时正在办离婚。除夕夜，她带着3岁的女儿搬了进来，后来还养了条名叫Regis的长毛猎犬。她的这半个单元的形状不太规则，面积却不小，有220多平米，母女俩常常会穿上滑轮鞋，在屋里滑上好几个小时，一边还跟着唱机里Blondie的唱片歌唱。不过，这间屋子在冬天十分寒冷，孤儿寡母只好挂起塑料薄膜来阻隔渗入屋内的寒气，还得再放上好几个取暖器。

　　与11号楼的住客主要是艺术界人士不同，隔壁9号楼则是龙蛇杂处。虽然在外人看来，这些擅自入住的租客多是流民，但他们却并不这样看待自己，毕竟他们也在这里投入了他们有限的金钱、时间和汗水，他们视自己为这里的定居者。9号背后是著名的万国教堂(Church of All Nations)的所在，住户们一直习惯称他们的楼为7号半，因为再隔壁是7号，他们认为这幢楼其实更靠近休斯敦东街，但进口开在了第二大道上，于是才担了名不副实的9号。

　　80年代初，年轻的气功学生弗兰克•爱伦(Frank Allen)和一群朋友搬进了9号楼，在3楼开了武术馆。他们凿开了墙上的煤渣砖，开了玻璃窗，窗明几净的房间适合开馆收徒。

　　纽约的最后一片乐土

　　随着80年代的到来，9号楼和11号楼街区里的生活也有了点小变化。天黑后，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常常会在这里的人行道上烤火取暖，格林女士就趴在窗台上看着火光闪耀。她的屋子楼下的店面被一家搬家公司租了下来，里面有个员工是个酒鬼，时不时会把女人锁在店里。格林女士听见女性的嘶叫就会打电话给警察，警察只会过来把女子解救出来，却对附近停着的一辆人进人出的小货车视而不见。那是一家流动妓院，拉皮条的和妓女直接在里面接客。

　　不知从何时起，东一街成了毒品市场，格林女士从消防通道看出去，就能瞥见许多瘾君子躲在那里吸毒，烟头发出的火光星星点点，像是一片飞过的萤火虫。然而，格林从来就没有感到过不安全，“这里的邻里关系很亲切，”她说道，“虽然这里看上去很糟糕，但实际上你认识周围的每一个人。”比毒品更可怕的是艾滋病的阴霾，Vaccaro先生的好多朋友和剧团同事因此被夺走了生命。他对于戏剧的热情也随之一去不返。

　　好在新租客的到来为这两栋大楼带来了新的生机。

　　80年代中期，纽约皇后区的本地人汉克•彭扎(Hank Penza)在11号楼格林女士楼底下开了家名叫火星的酒吧(Mars Bar)。老顾客们将自己的名字刻在酒吧墙壁上，用涂鸦布满了天花板和四周墙壁，在号称“世界上最肮脏的厕所”里吸食海洛因。如果声音太吵，影响了女儿睡觉，格林女士就会打电话给彭扎先生，他会降低唱机的声音，然后叫顾客们闭嘴。

　　9号楼的墙面渐渐被涂鸦占领，旧的被新的覆盖，原来墙壁的颜色已丝毫不见踪影。武馆老师爱伦爱上了珠宝师拉娜•麦克阿瑟(Lana McArthur)，他们带着几只猫眯一起搬进了9号楼武馆楼上的那间公寓。1991年，年轻的加拿大艺术家安德里亚•莱吉(Andrea Legge)搬进了9号的5楼，为的是这里房租便宜，她可以省下更多的钱用在艺术创作上。莱吉被这地方迷住了，在她眼中，这就像是个完全未曾被人发掘的国度，她可以自己决定如何规划它的模样，探索各种可能性。于是，莱吉装上了玻璃窗，吊高了天花板，把工作室和卧室用一堵墙隔开。地下室里会有瘾君子过夜，他们离开后，莱吉就戴上厚厚的橡胶手套，穿上胶靴，把地上散落的针头和注射器收拾干净。异装双人表演小组合Kiki and Herb中的一员贾斯丁•邦德(Justin Bond)也带着一只名叫“珍珠”的小猫搬进了11号楼，住在格林女士的那半间屋子里。低廉的房租让自认为非男非女的她可以省下钱来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出唱片和出书。

　　1999年，拉娜•麦克阿瑟因为乳癌去世。一年后，爱伦开始约会精通太极拳的蒂娜•张(Tina Zhang)，后者在2001年8月搬进来与爱伦同住。他们一起教授中国武术，还有学生在这里举办婚礼。2005年，张女士赢得了全美太极拳比赛的女子冠军。

　　艺术遇上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为这个区域烙下强烈的个性标签，也吸引了更多年轻人、叛逆者、艺术人士、乞丐来这里光顾，人越聚越多。虽然朱利亚尼当上市长后大力打击纽约的犯罪，但这里却似乎不受影响，反而还成了纽约的“最后一片乐土”。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