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私闯毛泽东住处
江青几次打电话求见，都被毛泽东拒绝。她竟然假借检查卫生硬往里闯。张耀祠和我站在通道上阻挡，她破口大骂：你们是一个特务集团……毛泽东大为光火说，你说他们是特务集团，这个集团的头子就是敝人!又对她说：不见。滚!再闯，就抓起来!
这几次，毛主席都不同意她来，说不见她。我们当然每次都如实告诉她了，可是，她并不死心。有时，她让工作人员为她向毛主席请求，显得可笑又可怜。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向秘书求情说：“不见，我这个司令没有办法，解决不了问题……”
关于这个情况，我都及时给门口、检查站、哨兵做了布置。因为对哨兵的交待，既不能和盘托出，又要十分明确，易于执行。因而，只能讲明要怎样，不要怎样，对于原因通常是不讲的。因为讲细了、多了没有用，也会耽误事情的，何况有些事情我也说不清楚呢。这一次，我明确告诉他们，江青来了，未经我们值班室同意，不能让她进来。还告诉北大门的哨兵，没有我的同意，不开大门。我以为这样，只要哨兵一报知我，便有机会请示主席，做出可或是不可的结论。谁知恰恰在这个方面出了问题。
这一天，江青来了。她不走前门，偏走经常关闭着的北大门。而且，她一反往常乘车直到游泳池门前才下车的做法，而是把汽车停在大门外边，步行着来了。这样，哨兵也不用开大门，她也没有带警卫秘书，就她一个人，叫开了小门要进来。
哨兵见是江青来了，觉得不好阻挡，说是给她打电话联系。
江青诡秘地一笑对哨兵说：“到游泳池周围看一看卫生，我不是到主席那里去的，也不要通知他们了。”
哨兵以为，她是中央首长，又是主席夫人，而且明确无误地告诉他是去“检查卫生”，“不到主席那里去”，对她的话相信了。是啊，在那个年代，她的职位，她的名份，谁还能不信。因而，没有挡她，但还是向值班室报告了。
另一个因素是，战士搞不清楚哪些事情该谁管或是不该谁管。因为自1964年之后，中央机关实行精减，毛主席身边连一个卫士也没有留，他那里的一些工作，包括采购、打扫卫生、取药、烧锅炉等许多杂务事情，都由警卫战士担当，原来卫士们的那些工作也是一中队干部担任。总之，不管毛主席那里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大都和我这个当队长的有关，有难以推脱的责任。
最有趣的是，在此前不久，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那是因为挡错了，我也做了检查。
这是两位在“文革”中走红的人物，她们要来毛主席处，可是预先也没有通知我们。执行任务的哨兵自然不知道，且对她们也不熟悉，不是不让她们进，而是说要给她们联系。这一下可就惹下麻烦了，她们把状一下告到副主席那里，说不让她们见毛主席。这纲上的不低，帽子戴得不小。
她们告状，只讲结果，不说过程和根由。
这位副主席以为抓住了什么要害，沿着这个思路顺下去，不依不饶，直至把领导找来，说“挡错了”，也没有告一段落的意思。
作为那里的领导干部，对此事我愿承担责任，但作为一项工作，我有意见。检讨我可以做，但情况也应说清楚。
我向这两位说：“对不起，哨兵不认识你们，耽误了时间……”本来我还想说些表示道歉的话。
还没等我说完，一位便声色俱厉，火爆爆地说：“我们常来，怎么就不认得?”
“哨兵哪能认识来这里的每一个人啊，再说，你们应该给我们值班室打个电话，我们就知道了。如果那样，再挡了你，那我们就有了责任了。”我向她们做出解释。
然而，我的这番解释，并没有使她们消气，还是执意要往上告，直至让党的副主席出面处理。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是有万条理、千张嘴也没法说清楚，唯一的出路就是，不愿意也得作检讨。
其实，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你挡了不对，挡不住也不对。过去说，不知者不为过，看来在警卫工作中，是不能或不允许这样论是非的，你必须先人一招，想在前边，处理得当。但这件事情处理和负面效应，就是无形中使哨兵和警卫工作人员不能或不敢大胆坚持原则，坚决执行未经同意不准进入的规定。
对这件事情，队长尚且难以应付，不得不做了检查，而年轻的哨兵遇到的是比那两位高出许多的中央首长、主席夫人这样双料人物，哪里还不让进呢?!
正在这时，我发现江青进来了，预感到风暴就要到来了，便站在通道上，因为我的身后，就是毛主席的书房和卧室，意在不让她通过或是希望她看到我这样，便躲开或是折走。在这里负责主席工作的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也急忙过来。他在延安时就是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进入北京之后，他又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在这个职位上，与江青当然是熟人了。现今做了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江青，也成为保卫对象了。加之她与主席的关系，自然不能像往常战士那样简单地直来直去，只是对她的到来，没有表示欢迎。而是冷冷地说：
“你来了。”
江青见我与张副主任挡在她的面前，既不表示欢迎，也没有请她进去的意思。一下发火了，大发雷霆，她指着张耀祠副主任就骂：
“你派人挡住不让我进。你年纪大了，老糊涂了，门口也不让我进……”
“我们是按毛主席指示办事的。”我也直冲着她说：“谁到毛主席这里，都得他本人同意。”
我还没有讲完，她更生气了，大声嚷道：“你们是一个特务集团，都是反革命，没有你们的好下场……”
不知她忽然想起了什么，还是觉得与我吵架有失她的身份，她突然改变声调，又佯装笑脸地说：“我是来看卫生的，看你们把这里的卫生搞成什么样子了。”
她一边说，一边往里闯，态度很蛮横。她沿着室内游泳池边不太宽的走道，走到南头毛主席卧室的门口，抬腿就进去了。她在主席房里呆了不长时间，就出来原路折回，走了。
不大工夫，汪东兴来了，显然是毛主席找他的。不一会，他又找我询问，为什么没有把江青挡住，让她闯进来了?当夜，汪东兴又把耀祠副主任、我们中队的指导员和我找到他办公室说，这次江青进了主席的卧室，毛主席发火了，说：不见。滚。为什么不把江青挡住!她和其他人一样，没有我的同意她不能来。总理到我这儿来还要先说一声呢，江青算什么，随便闯!再闯，就抓起来。汪东兴特别强调说：“今后，无论如何要做到没有主席的同意，任何人也不能到主席这里来。江青也一样。”
我知道，这个使主席生气的事不管怎么说，自己是有责任的，我当即做了检查。因为我没有给哨兵交待得很清楚、很肯定，没有下达“死命令”，让江青钻了空子。在我的思想上，总觉得她是主席的夫人，与其他人不能一样，她要来，我们不敢挡，怕挡错了不好办。今后，有了主席的明确指示，我们的心中有数了，一定要坚决办。
江青往毛主席那里跑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要搞钱。也就是在这一年，即1973年10月，江青又到了主席那里，张口就是要钱。
毛主席出于无奈，从他的稿费中一次给了她3万余元。毛主席在谈起这件事情时很伤感地说：“他们看我不成了，为自己准备后路呢。”
可是江青接到这笔钱时，仍不满足。她对给她送钱的人说：“这些钱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跟你们不一样，将来我是准备杀头、坐牢的。这个，我不怕，也可能不死不活地活着。”坏事做绝的江青，已预感到自己是不会逃脱历史惩罚的。
细想起来，毛主席对江青的认识，也有个演变的过程，在对待她的措施方面，也是逐步升级的。记得早些时候，江青来毛主席这里是理所应当的，无人敢于过问。后来，就不允许她随便来了，她还是天天让工作人员往我们这里打电话，问讯毛主席的起居等情况，诸如何时起床，什么时候休息，到哪里去了……我们也无戒心，如实相告。
毛主席知道了，很不高兴。并当即批评这位工作人员说：“你若实在需要，就去买。钱，从我的稿费中开支。”
毛主席为什么不让她来?很长时问我们不理解。随着“四人帮”的被粉碎，我们才知道，江青来主席处既不是尽夫人之责，关心毛主席的生活和健康，也不是有什么问题要解决，她来是为了实现可耻的政治野心，捞取政治资本，抬高自己的身价。她经常在一些场合，向广大群众说“我代表毛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或是“毛主席让我向你们问好”。甚至无中生有，把个人的主张冠以毛主席的指示，说主席如何如何讲的。到底讲过没有?又有谁能查证去?使人分不清哪些是毛主席讲的，哪些是她自己的话。其实，到
了后期，毛主席根本不见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她再假传“主席指示”，而为害大家。
了后期，毛主席根本不见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避免她再假传“主席指示”，而为害大家。
到后来，江青的这些做法被毛主席知道后，对她也就愈加严厉起来了。汪东兴告诉我说，有一次江青到了主席那里，毛主席当着汪东兴的面批评江青说：“你说他们是反革命，是特务集团，你知道吗?这个集团的头子是谁?那就是敝人。”
汪东兴还说，毛主席理解和信任我们，不要背包袱，要做好工作。做警卫工作，就是要忍辱负重，不计个人荣辱，为的是保卫领袖的安全。在工作上，我的这两次检讨，实际上是一个原因，就是以江青为头子
的那一伙捣乱的结果。
的那一伙捣乱的结果。
当夜，汪东兴和张耀祠与我们一起研究了措施，确定下一条：任何人不经毛主席本人的同意，均不准到毛主席这里来，江青也一样，不能搞佣外。
我吸取这次教训，坚决执行有关指示和规定，加强责任心，并教育部队，使每个战士都坚决贯彻执行。（摘自《毛泽东最后十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