呜呼！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可乎？

李鸿章诚如卖母之人，已失大义而欲全小节，算是哪等的人杰呢？

封建官僚体制下的首相哲学，除了固步自封的固态哲学，剩下的只能是亦步亦趋的家犬哲学。主人永远是对的，这就是他们的价值观与真理观。彼时晚清的最高统治者是慈禧，李鸿章为国事可跟她据理力争过一次吗？她让他打就打，让他卖国就卖国。因为他深知，只有这个主子能确保他的官位。

当时的历史时期，那个病入膏肓的老大帝国最需要的不是裱糊匠，而是根本改变国家命运的政治家。而没落的王朝，国家的需要和统治者的需要并不在同一条轨道。

慈禧太后这个刚愎自用的最高统治者，最需要的是“事务型奴才”，即“大勤务兵”，并不指望谁替她定国安邦。

李鸿章的出现，恰恰满足的是慈禧太后的需求而非国家需求。

庸相李鸿章，最懂慈禧太后的心思，做好“大勤务兵”，并在“裱糊方面”的功夫一流。李鸿章一贯主张对外和平，避战周旋，这既有别于“鹰派同僚”左宗棠，又有别与顽梗不化的“保守派”刚毅等大臣，苟延残喘功夫一流，故最得太后之心。太后需要他与友邦周旋，忍国家之辱，负权贵之重。

清朝是中国官员最奴化的时代，大员在皇帝面前以“奴才”自称。朝廷用人讲究的是“我的奴才”。奴才所做的一切是为主子服务，什么国家利益，民族大义都可以置之度外。就如这直隶总督李鸿章，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了一个又一个，割地赔款一茬接着一茬，你以为他是“为国分忧”，其实他不过是“为太后分忧”，他就是“唯老佛爷马首是瞻”的一奴才，其升官路数跟大太监李莲英没有本质不同。

伯乐的眼界与需要，决定了所相之马的平庸。如果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是少谋寡断的，或者英年有为的，那么她或许需要真正的人才为她开天辟地，但事实上，慈禧太后这个“老大”，既不有为，也不少谋寡断，而是个“宁与友邦、不与家奴”的固执老太婆，所以她自然最需要的是奴然后才是才。先奴后才者，不庸岂不拙拙怪事？！

一个庸奴，即便他表现得再怎么“敬业”，或肝脑涂地，或殚精竭虑，也注定成为不了“伟大首相”。

而真正的杰出首相，一般少“乖乖”多“独断”，这正是李最忌惮的，也是庸才与英才的又一大界限。李鸿章为了“拼命做官”可以放弃一切尊严，他给慈禧太后提供服务，一切按主子意志行事，为主子忍辱分忧，却不敢越雷池半步，

这位以“拼命做官”为毕生追求的中堂大人，把做官看得高于一切，在他眼里，政治信念是个虚无的东西。他绝不会用已经满足的权力去冒“变法图强”的风险。做事为了做官，为保官可以不做事，或者做歹事。这就是李鸿章的“官本哲学”。

官僚与政治家的最大区别在于，前者做事是为了做官，后者做官则是为了做事。前者没有精神追求，而后者则具有坚定的政治信念。

伊藤之所以成为李的天敌，除了客观政治处境的不同，根本差异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与封建官僚的距离。李鸿章与伊藤博文的对决，是一个老成的封建官僚去对付一个杰出的近代资产阶级政治家，乃圏中老狼与草原头狼的博弈，在正常的游戏规则下，草原狼战胜羊圈狼是必然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