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乱世英雄:湘军崛起》 作者:谭伯牛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前面已经介绍了“守制”，再解释一个词，叫“夺情”。一个官员按照礼仪，为父母守丧，应该要满三年；但是，如果军务在身，或者负责其他特别重要的公事，皇帝就会下一道特旨，命令这个官员坚守岗位，不要回家守制。

这就是所谓夺情。我们再看曾国藩的情况，他不接受夺情的命令，直接就回了家，皇帝那边，通过奏折圣旨的往来，作了交代。

他还有朋友，有义务向朋友们介绍这次拒绝夺情的情况。于是，回去不久，他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说，所以要拒绝夺情，有三个理由，第一，当然是父子情深，身为人子，必须尽孝，必须尽礼，所以我回来了，这叫人子之道。第二，我出山以来，功劳少，错误多，我的能力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面；这就有点牢骚了，表面上说自己不行，其实是说各方的支援不力。第三，目前大局，比我在江西的时候要好，即算我不回江西，各位朋友同事也能把事情办成功。

左宗棠看了这封信，十分生气，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谴责曾国藩，甚至是怒骂曾国藩。

他采用逐条批驳的方式，说，你第一个理由是要尽孝，因此你不能不回去。但是，圣贤书里早讲了:“金革之事无避”；金革，指军事，这句话的意思是，军务在身的人，不能因为回家奔丧守制的理由而离开。

传统中国提倡以孝治天下，所谓父为子天，父亲死了就是天塌了，天都塌了，还做什么官？因此，儿子在做官的，不管做到多大的官，都得回去，不能因为现在官做得好做得大，父母之死也不管不顾。

守制，主要是从孝道出发来考虑问题，但是，我们又知道，传统中国还有一个“忠”的观念。“忠”与“孝”，有时候是会发生冲突的。为国家尽忠，为国家做事，突然碰到家里出了这种事情，怎么办呢？古人想出了一条原则，那就是放弃小家，顾大家，所谓“移孝作忠”，所以有“金革之事无避”这一说。

表面上，为了国家的大事，而不顾家庭的丧事，这是违礼、夺情，但其实，为国忘家，反而是遵守了一种更高级的“礼义”。表面上是夺情，其实是遵礼。左宗棠以此批驳曾国藩，当然很有道理，因为这是汉唐以来所有中国士大夫都接受的原则。曾国藩仅仅因为要去守丧，就撇开军事不管，是违背这条原则的。

对于曾国藩说的第二点，个人能力差，不足以改变江西的局势，功劳少、过错多；左宗棠就用了更猛的话来批评他。左宗棠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身为人子，有聪明的、有蠢的、有能干的、有不能干的(“智愚贤否”)，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有父亲。那么，父亲死了，他们都应该为父亲守制。你不能说，聪明的、能干的就不用守制，因为他要干别的事情；愚蠢的、不能干的，他就应该回家去守丧，反正也干不好别的事情。曾国藩自己说能力不够，左宗棠就把他归到愚蠢的、不能干的一列。他说，你可不能借口聪明能干的就可以破坏规矩，愚蠢不能干的才要遵守规矩，你这样说话，对聪明能干的人来说，岂不是伤了他们的心？

再说，曾国藩你虽然蠢一点，不能干一点，你还是可以有一分心尽一分心，有一分力出一分力，但求耕耘，不问收获啊。天下人不会因为你干不干得成而作为评价你的标准，而会因为你毅然决然地坚持去做，而谅解你。真正的孝子，不会因为父母病入膏肓，存活几率不大，而对父母实施“安乐死”。同理，真正的忠臣，也不会因为事情陷入困境，难以挽回，就撒手不管。你这样做，就像那种不孝之子，不忠之臣，“非礼”“非义”。

这几句话，骂得很凶，俗话说打人不打脸，还有句话叫不要诛心，左宗棠对曾国藩，这两点都做到了。你不是说你的功劳少过错多，在那边处理不了事情，要回来吗？那我告诉你，我压根没认为你本事大。但是，你本事虽然不大，照样可以留在江西，继续办事；我对你的期望并不高，不是看你能做出多大成绩，而是看你做不做，不是要求你的成效，但要看看你的品德好不好。哪晓得你用这个做借口，悍然跑回家，可见，你这个人不但能力差，品性也差，不遵礼也不讲义气。

接下来，左宗棠不解恨，还要继续骂。他说:“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知也”；——我“苦口婆心”劝你，你最终是听我的话再回江西，还是不听我的话赖在湖南，我不知道，我也不关心。我也没指望你真能听我的，但是，这个道理我得告诉你。

接下来，说:“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你若真听了我的话，再回江西，那是件好事，但是，回去之后，事情能不能办好，局面会不会有转机，这我不知道。“非所敢知”比“非我所知”的语气更强，更具否定性。那么，为什么要给你写这封信呢，“区区之愚，但谓匆遽奔丧，不俟朝命，非礼非义，不可不辨”。

劝人有各种各样的方式，若说左宗棠仅仅是为了骂曾国藩，过过嘴瘾，因而写了这么一封信，倒不见得。更有可能的是，他想用直接而不留情面的言说，戳穿曾国藩微妙、遮掩的心境。

左宗棠并不是不知道，曾国藩在江西受到了多么大的委屈，以及他之所以回来就是因为皇帝没有答应他提出的正当条件。然而，能够理解，却不一定赞成。不赞成曾国藩仓促离营，更不赞同曾国藩的小聪明。左宗棠认为，曾国藩应该把苦衷明白宣示，不能借口说是因为父丧才回家，尽管父丧是个事实。

左宗棠就是要揭穿这种微妙的心情，就是要把曾国藩的心掏出来，做个无情的解剖。曾国藩不是傻子，他当然能看出来，左宗棠用大义来责备他，语气虽然重一点，毕竟是为他好，夹杂几句过分的话，也是无伤大雅。可是，左宗棠骂得兴起，写到后来，尤其从“老兄之出与不出”这一段开始，就已经不再就事论事了，而带了人身攻击的意思。

曾国藩会想，我还没出来呢，你怎么就知道我出来也办不好事呢？太瞧不起人了！如果左宗棠在批驳了曾国藩的三个理由之后，笔锋一转，化刚为柔，说，看了我的信，你出不出来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你出来肯定对江西大局有帮助，在江西，将士们翘首盼望他们的主帅，在湖南，我也一定帮你做好后勤支援，大家一齐努力，事情总会变好。如果这样劝，曾国藩应该容易接受，说不定羞愧交并，就此回心转意了。

左宗棠却偏要说一句:“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曾国藩因此就激动起来，左宗棠你到底是要我回去，还是不要我回去？我回江西，你却说我去了也没什么用；我不回，你又说我非礼非义，不忠不孝。那么，我曾国藩到底往哪去才对，怎么办才好呢？话都被你说完了，路也被你堵死了，你真狠啊，左宗棠。

我们现在只能看到他们的通信，书面文字，“现场感”不强。我们不妨设想这样一个场景:左宗棠口沫横飞，拎着曾国藩骂了大半天，眼看骂完了没词了，宗棠要走了，国藩也松口气了，不成想，宗棠走出没两步，还不解恨，回过头来，又往国藩身上踹了几脚，还吐了几口唾沫，不给国藩留一丝一毫的面子。仿佛能看到，宗棠临走，冷笑一声，说，你以为我会又打又摸地安慰你，说你复出后事情会有转机，局面会变好。我告诉你，这只是你的奢望。我不会！缺了你地球照样转，缺了你江西照样会变好，你别臭美！爱出不出。哼哼。

地球缺了你照样转，这就是左宗棠的总结。我们知道，曾国藩的涵养工夫不错，但是，修养也有一个极限，是个人就会有脾气。这会儿，国藩的修养还没到唾面自干的程度，终于，他受不住了，他决定，跟左宗棠绝交。

一念绝交，自然国藩就不会给宗棠回信了。如此重要的信，这么激烈的言辞，竟然得不到国藩的回复，宗棠也就明白了几分，怕莫是国藩真要跟自己绝交。当然，绝交信是不会写的，国藩不回信，不为自己辩解，不批驳宗棠的盛气凌人，窝在家中，一语不发，就是最恰当的绝交宣言。

事后宗棠自觉过火，给他俩共同的朋友胡林翼写信，说，我坚信，道理全在我这边，只是，我讲道理的方式可能有点太粗暴了，“忠告而不善道”。左宗棠就是这样一个人，总的来说，还是能够就事论事，不论跟谁辩论，最后总结一下错在谁对在谁，该认的错他绝对会认，但是，他最多认一分二分，其他###分，都错在对方。

他一辈子都不太愿意承认自己是过错大的一方。这封信，我们实事求是地说，也不能说就写错了，确实就像左宗棠自己讲的，忠告而不善道。宗棠知道，国藩真跟他翻脸了，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他还问了其他的人，像胡林翼、刘蓉、郭嵩焘，他们都说，国藩这一阵子很烦你，你最好别再骚扰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