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中国，鲜有像梁启超（1873—1929）和梁思顺（1893—1966）那样，父女两人都发表女性论，并产生了社会影响的。梁启超在清末为了富强国家而关注女性，强调女性有强化智力、体力的必要性，在民国时期为了女性人生的发展而主张女权。然而，梁思顺却主张贤妻良母与尊重母性的女性论。

慈父与长房长女

首先，我们概观一下梁启超与梁思顺的父女关系。梁启超有第一夫人李蕙仙与第二夫人王桂荃，有思顺、思成等9个子女。第一夫人李蕙仙生思顺后好几年一直没有其他孩子，于是她亲自选定王桂荃，推荐给梁启超作为第二夫人。梁启超没有男女嫡庶之别，对于子女教育很热心。他的9个孩子多半大学毕业，到美国、加拿大等国留学的也很多。后来大儿子思成成为建筑学者，次子思永成为考古学者，思忠为军人，思礼为火箭专家。

梁启超批判女性缠足，极力主张女子教育的必要性，生活中也厉行此原则，不让自己的女儿们缠足，让她们接受教育。例如，大女儿思顺在1908年就出版了《芸蘅馆词选》；次女思庄留学加拿大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专攻图书馆学，后来成为近代中国早期图书馆专家；三女思懿也学过医学、历史学等，后来历任山东省妇女联合会主席、中国红十字总会的国际联络部副部长等职务。

梁启超偏爱女儿，与大女儿梁思顺的关系特别亲切，梁启超写给梁思顺的信里常常能看到“宝贝思顺”“Baby思顺”等词语。在写给女儿思顺的这些信里，梁启超把自己所思所感如实记录成文字，连他平常对朋友家人几乎不表露的怨言和悲叹也都表达出来。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说，思顺得到比其他弟妹更多的父爱，她在家里一直是很有发言权的。

在梁启超1912年寄给梁思顺的信里，指定宪法行政学、经济学、法学为梁思顺一定要学习的学科，可以看出梁启超对梁思顺有非常大的期待与信赖，希望梁思顺能够辅助他的工作。

梁思顺不但是梁启超实际上的助手，而且还是精神上的支柱，梁启超所有的心情都向梁思顺吐露。在1913年的国会议员选举中，共和党败给国民党。梁启超在面临困难时，写信给梁思顺说：“吾党败矣。吾心力俱瘁（敌人以暴力及金钱胜我耳）……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扰也。”

梁启超快乐的时候也经常想念梁思顺。他盖了新房子等着思顺回国的时候说，“吾之书房即在汝室旁，试思吾之宝贝归来，我岂肯令其离我寸步者”，而且他很高兴地告诉梁思顺自己亲手装饰她房间的事。

梁思顺在1914年左右与马来西亚华侨周希哲结婚后，与周希哲一起去他的上任地菲律宾、加拿大等。周希哲是梁启超的学生，将他介绍给梁思顺的也是梁启超。梁思顺结婚后与梁启超的通信来往也很频繁。

梁启超过世前两年，还写信给梁思顺说：你虽是受父母特别的爱（其实也不算特别，我近来爱弟妹们也并不下于爱你），但你的报答也算很够了。妈妈几次得病，都是你一个人服侍，最后半年多衣不解带地送妈妈寿终正寝。对于我呢，你几十年来常常给我精神上无限的安慰喜悦，这几年来把几个弟弟妹妹交给你，省我多少操劳……这样女孩儿，真是比别人家男孩还得力十倍。

虽然父女关系亲密，但二人的女性论却有所不同，一个主张女权，一个主张贤妻良母论。

梁启超的女性论

梁启超关于女性的论述主要集中发表于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1897年至1902年，第二个时期是1922年。第一个时期是他跟老师康有为一起进行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到日本的时期。这个时期梁启超受到社会进化论的强烈影响，主张女性也应受教育，成为生育教养优秀孩子的优秀母亲。

距第一个时期20年后，即1922年，梁启超又开始发表女性论。这个时期，梁启超已经离开政界，活动重点移到学术方面，言论很是活跃。1922年，他在南京女子师范学校作以《人权与女权》为题的演讲。他认为，女权运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女子的自觉和自发程度。女权运动应是“学第一，业第二，政第三”，其中他特别强调女学的重要性。

梁思顺的女性论

梁思顺在1915年时很明显主张贤妻良母论。在为某妇女杂志所写的文章《敬述吾家旧德为妇女杂志祝》中，她讲述了其祖母和母亲的事迹。梁思顺写道，她祖母的个性很温柔，很努力地照顾祖父。另外，祖母在家里开了个“学校”，以乡里的未婚女孩子为学生，教她们刺绣、读写等。思顺断言“吾父之性行纯受先祖母所感化训练”。

接着她提到自己的母亲李蕙仙。按照梁思顺的记述，李蕙仙也是位贤德的夫人。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为了逃脱清廷的追捕流亡到日本。李蕙仙很冷静地处理完家事后，随即与家人离开上海也流亡到日本。在日本，李蕙仙担当起教育孩子们的责任。梁思顺说，她17岁时才开始由父亲教育，之前都由母亲授业。可见，李蕙仙是一边掌管家庭，一边负责孩子教育的贤夫人。

梁思顺在另外一篇文章《所望于吾国女子者》中提出了她的贤妻良母论，其要点有四：第一，主张女性也需要受教育；第二，根据能相夫就为良妻，能教子就为贤母的“妇人天职”的想法，主张在学校进行贤妻良母教育；第三，妻子要做丈夫精神上的支柱，“相夫”就是“导男子以正途而励其气也”；第四，重视女性作为母亲的角色，认为哺育儿童就是培养国民，决定着国民素质的高低。

二人观点之异同

梁思顺观点中的“贤妻良母教育”与“相夫”之意与梁启超的主张有些差异。梁启超的女性论中没有使用过贤妻良母等词汇，也没有主张过女性应做男性的精神支柱。虽然他提到了“上可相夫下可教子”，不过相夫的内容还是抽象的，而梁思顺则把这个概念解释成精神上的相助。

不过两人也有一些共同点。比如在现实生活中，梁启超反对自由恋爱。他认为孩子们的结婚对象应先由父母介绍，最后由本人自己决定。梁思顺和梁思成的结婚对象都是经梁启超介绍的。通过梁思顺按梁启超的推荐与周希哲结婚一事来推测，也许她本人对这种结婚方式也没有质疑。总而言之，梁启超与梁思顺都对自由恋爱保持着一定距离。

更仔细地探究他们的论述，就会发现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两人都回避了一件事，即梁启超第二夫人王桂荃的存在。民国时期，以一夫一妻为理想的议论越来越热烈，不论是女权论还是贤妻良母论，立场虽有所不同，但妾和娼妓等的存在都被认为是旧时代的残存，都被排除在女性论的女性主体之外。

（作者须藤瑞代系日本东京大学博士，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访问学者。该文摘自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2月出版的《中国“女权”概念的变迁：清末民初的人权和社会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