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人说，教会大学是西方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对此，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是这样说的：“若中国今日不需要外国文化之输入，则尽可闭关自守，而无待于西洋科技艺术之灌输，社会经济思想之流入。然在今日之中国，其实际对于外来吸收之不暇，遑论拒绝。足见西洋文化之输入，乃为补救中国文化之不足而决非侵略的。”

可能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中国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是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而实际上，中国最早的大学是美国长老会在山东登州开办的登州文会馆。登州文会馆原是一所小学，后演变为教会中学，1882年登州文会馆正式升为学院，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则成立于1898年。

对于今天的年轻人来讲，教会大学只在香港和国外才有，而对中国近代史上的教会大学，则相当陌生。当一些人听到东吴大学、金陵大学、之江大学这些名字的时候，还以为是今天的一些民办的野鸡大学呢。而实际上，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这十几所教会大学是中国高等教育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为中国融入现代文明，为教育和社会的现代化都居功至伟。这些教会大学培养出的学术大师的人数，学生的成材率，今天中国的任何一所大学都难以望其项背。只是在1952年的那次全国院校大调整中，教会学校都集体消失了。

19世纪晚期，西方基督教会开始在中国创办一些高等教育机构，到了上世纪20年代之后已蔚为大观，包括新教创办的燕京大学、圣约翰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和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13所和天主教创办的3所。教会大学已经遍布华东、华北、华南、西南各地。

近日，香港浸会大学公布了2010年的招生计划，今年将在中国大陆招收140名本科生，除了高考成绩要达到重点本科线以外，还要求严格的面试筛选，每年的学费和住宿费一起，也要86000元港币。而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这些教会学校则要“优惠”太多。很多学校招收贫困家庭的子弟甚至是无家可归的小乞丐，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还提供膳宿生活甚至路费。而教会大学，除了一小部分学费收入，绝大多数开销都来自于海外教会和私人机构的捐赠。教会大学还积极争取国外教育机构的资助。如密苏里大学为燕京大学新闻系提供赞助；康奈尔大学和宾西法尼亚州立大学为金陵大学和岭南大学的农业科学提供赞助；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齐鲁大学、圣约翰大学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医疗培训等。

教会大学最直接的贡献就是把现代教育模式移植到了中国。几千年来，中国沿袭的官学、书院、科举等传统教育模式都与现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相去甚远，无法培养起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科学技术人才。而教会大学的进入，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高等教育的中国塑造了仿效样板，使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融入了现代高等教育的大潮。

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教会学校自然也有着先天的优势，他们开启了中国近代海外留学的先河。１８４６年美国传教士布朗将马礼逊学堂的３名高年级学生容闳、黄宽和黄胜送到美国求学。由于这３位学生都是穷苦人家的子弟，教会在他们留学期间还给他们的父母寄赡养费，为期不少于两年。后来除黄胜因病回到香港外，黄宽和容闳都学成回国，黄宽成为了经过医科大学正规训练的第一位中国西医。而容闳，从耶鲁大学学成归来后，致力于派遣幼童赴美留学的教育计划。后来，他先后带领了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据史料记载，第一批享受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绝大多数留学生曾在教会学校学习过。例如：1910年，上海举行的庚子赔款奖学金考试录取的31名考生中，26名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同年在广州举行的考试，有260名学生报考，6个奖学金名额中5个是授予广州教会大学学生的。建立清华学校之后，有些学生发现，“教会学校的训练对参加清华考试是一种极好的准备。”1917年，清华学校出版的《留美归国学生人名录》一书中，列举了401名学生，“其中有132人曾在教会大学受过全部或部分的高等教育，24名以上在教会中学学习过。教会大学在中国留学史上的成绩由此可见一斑。

除了促进留学，这些教会大学在中国本身的教育质量也相当高。所有的教会大学都很重视英语的教育，在教学中直接用英文授课，所以一般教会大学的毕业生外语都十分流利。教会大学所发的文凭全部来自国外，在社会上有着良好的声誉。而且，这些教会大学的文凭都得到欧美国家承认，有的学校毕业后可以直接进入美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习。

教会大学起点高，制度完善，各校名师云集，而且各校都有自己的个性和特殊专业，办学有声有色，学生才俊辈出。比如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和新闻系，在全世界都有影响力。还有东吴大学的法科，在二战后的“东京审判”中，中国法官中的大部分都是出自东吴大学。医科更是教会大学的强项，协和医学院、湘雅医学院、齐鲁大学等校的医科，为中国培养了最优秀的医学人才。

教会学校有鲜明的西方文化特点，但同时在中国文化传播与研究中，也成绩斐然。当时的很多教会学校，不仅教授数、理、化之类的新式科学课程，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四书》、《五经》等。

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所，不少教会大学负责人都主张教会大学通过吸收中西文化之精华，使之具备明显的文化传播功能。哈佛燕京学社举世闻名，许多著名的中国学者都曾在该机构进行历史典籍和文物考古方面的研究，至今它在美国仍是国际汉学研究的一流机构。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和内迁成都的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知名学者共同发起成立了东西文化学社。其简章规定“本社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成立之后，组织了很多活动与研究，进行了广泛的中西文化交流。

有人说，教会大学是西方文化侵略的重要阵地。对此，之江大学校长李培恩是这样说的：“若中国今日不需要外国文化之输入，则尽可闭关自守，而无待于西洋科技艺术之灌输，社会经济思想之流入。然在今日之中国，其实际对于外来吸收之不暇，遑论拒绝。足见西洋文化之输入，乃为补救中国文化之不足而决非侵略的。”（注：凤凰网历史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时代周报》2010年2月20日标题为《历史深处的中国教会大学》一文，以飨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