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废弃说，可以总结为受以下几个因素的和原因的影响：

　　1、中国古代纸张非常珍贵，因此中国人一直有敬惜字纸的传统，敦煌地处西陲，则更是如此。据敦煌遗书中的抄经记录，当时抄经时，每人所领纸张均要记录入帐，如果抄错，必须凭纸换好纸，作废的纸也不抛弃，而不留作它用。

　　2、佛经经过长时间使用之后，难免会有破损不全的情况，但即使如此，对于这类经典也不能随便处理，而仍是佛教的圣物，要另行收藏起来供养。

　　3、从藏经洞发现的大量遗书中可知，敦煌的寺院是经常清点寺内的佛经及各类藏书，查看有无借出没还的，或有无残破而不堪使用的。

　　4、发展到宋代时，四川一带的刻本佛典传到敦煌地区，朝廷又颁赐了金银字大藏经，敦煌的经典大为丰富。在这种情况下，大概在曹氏归义军晚期的第七位节度使曹宗寿时（1002-1014），敦煌进行了一次比较彻底的大规模的寺院图书清点活动，将清理出来的一大批无用的另部残卷和各种无用的文书与破纸，一并放入没有绘画佛教壁画的洪的影堂现今17窟，封存起来。然后在外面重新画上壁画。由于是一堆无用的东西，自然不会有人把它们放在心上，年深日久，也就不再有人提起，一直封闭了下来。

　　5、发展到归义军晚期，纸张的生产大增，流通情况也发生了变化，敦煌一带的纸张不再十分紧缺，加上刻本的进入，于是敦煌人不再想继续使用以前的破旧写本，也不想再作物利用，于是就产生了以新代旧的想法，于是将各寺院的旧经典与其它物品一并封存起来。

　　这种说法认为是作废不用的文书和失去实用价值的卷轴式经卷被封存。佛教不准毁灭经典，封起来可以理解，但作废的文书为何又封存起来作画伪装呢ω当然也有人认为是为了改造和重修大窟，这17号窟作为用处不大的小藏宝室堵上，墙外只是常规作画，并非伪装，该说法虽有猜测成份，但也不失为研究藏经洞的一种看法，可资借鉴。

　　三、书库改造说

　　此说由日本著名的敦煌学专家藤枝晃先生首提，他认为大约为公元1000年左右，折叶式的刊本经卷，已从中原传到敦煌，因此敦煌的各寺院就面临着一个改变藏书室的位置，以便为折叶式经典使用，这样就把以前使用起来不方便的卷轴式经典等进行集中处理，由于是佛教圣物，不能随意抛弃，于是就以洞窟封存的方式处理了事。也有人补充认为，由于卷轴经典的集中放置，在莫高窟每年多次举行的法会、庙会、斋会及各类宗教庆典会上，或一些重要的佛教节日时，莫高窟人多手杂，可能会有人们私拿的情况，就需要寺院派专人管理，必然使寺院形成额外负担，于是想了个一劳永逸的办法，封入洞窟集中处理。只是这一说法并没有很有理由地回答为什么要在藏经洞外重修壁画的原因。

　　四、佛教供养物说：即认为藏经洞的宝物均为佛教供养法物。

　　此说是近期由苏州戒幢佛学研究所研究员文正义先生提出，十分新颖，也是多年在敦煌学界对藏经洞封闭原因的问题上，走出老路子，避开以上三种传统的成旧观点，而独避一径。他主要的观点是认为藏经洞之所经封闭，是因为对这些佛教法物进行集中供养，此种宗教仪式是佛教界常见和现象，是一种极其虔敬的宗教行为，与外来压迫无关，是敦煌法地佛教教团自行决定的结果。由于此观点主要是对藏经洞性质的讨论，因此详细请参阅“”一节。

　　五、排蕃思想：即是敦煌法当地人为了扫荡吐蕃统治的影响而所为。

　　此说近期由日本大谷大学校长，日本著名的敦煌佛教研究专家上山大峻先生提出。在藏经洞保存有大量的吐蕃资料，包括藏文和汉文二种文字，极其特殊。其中又有极为详细的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的佛教资料，集中表现在吐蕃统治时期敦煌著名的僧人法成、昙旷等人的论著、讲学笔记、佛经注疏等的完整保存。而同时在藏经洞发现最多写经的寺院的三界寺和净土寺，正好又是吐蕃统治时期二大寺永康寺和永寿寺的改名延续，这二所寺院一定保存最多的吐蕃统治时期的资料。在归义军时期，人们为了消除吐蕃统治时期的影响，大概也是对那一段屈辱史的憎恨，因此决定把吐蕃统治时期的资料一并封存，而选择的封存的地方正是吐蕃统治时期最为活跃的“吴家窟”。 (责任编辑：鑫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