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新儒家在谈到艺术精神与审美活动的时候，往往就都变成了新道家，仿佛从儒家讲艺术精神就会讲不下去了。新儒家尚且如此，大陆上讲中国文学史、艺术史就更如此了。自鲁迅以来，大家常认为汉代独尊儒术之后，儒家就成了国教，所以皇帝要祭祀孔子，整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也是儒家的。其实这是个误解，以为儒家老是与帝王政治结合在一起。其实中国从来就没有把儒家当过国教，中国历代是有国教的，但在大部分朝代主要是道教，或是佛教。比如唐代是道教、宋代更是道教、明朝也是。但是我们近代人搞不大清楚历史，一说儒家就是封建、就是专制、就是跟帝王政权结合在一起，认为汉代以来就开始了这样的典型。

　　顾颉刚《汉代的方士与儒家》，就说汉儒推行神秘化的宗教活动，如鼓励皇帝封禅祭天，使得儒学大讲天人感应，像宗教一样，神秘兮兮，所以汉代的儒生像方士、像巫师。胡适写的《中国古代哲学史》或鲁迅也都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其实这是政治扭曲了文学，完全没有考虑到文学的价值，只看到了政治和道德的重要性。

　　我们对儒家存在的误解

　　从五四运动以来，普遍都认为儒家在政治上代表了封建专制，在文学艺术上代表了压抑文学艺术的角色和身份，文学艺术若要有发展就必须脱离儒家，因此魏晋时代对文学价值重视的作用就显现出来了。

　　其实，这些说法和观念多是错的。比如《诗经》每个人都说成是民歌，其实雅颂皆非民歌，已无异议。风呢？就拿“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来说，这前一段是讲追求，诗的后面就是讲结婚，于是提到了“琴瑟友之”、“钟鼓乐之”，敲钟撞鼓地结婚了。我们要知道，周朝是个礼乐社会，民间没有钟鼓，只有王侯才能拥有，所以这首诗讲的必然是在诸侯以上级别的贵族中发生的事。风、雅、颂里的情况很多都是如此，纵使有些歌谣是民间的，也只是曲调而已，歌词必是朝廷重新谱写的。

　　再比如说，很多人认为魏晋是玄学打倒了经学，真是太可笑了。请别忘记！魏晋是一个士族门第社会，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就是说阶层划分得很明显，高门贵族与寒族的严格，使不同的出身者连坐在一起都不行。即使官至宰相，如果出身卑微，也是被同僚嫌弃的。因此那不但不是废除礼法的时代，恰好相反，是个特别讲礼教的社会。那时候最好的文章都是论礼的文字，论礼比汉代还更精致。

　　诸如此类，因我们不了解儒家，让我们对中国文学史、艺术史和思想史也产生了错误认识。

　　孔子的音乐造诣很深

　　从历史上来看，儒家讲六艺之教，这里面“诗”是最重要的，孔子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很想知道孔子在家里都教给自己的儿子什幺秘诀，就去问孔子的儿子在家都学什么，结果得到的回答是读诗读礼。现在我们有人误会说《诗经》中有6首只有题目没有歌词，是因为亡佚了。其实这6首不是歌曲，是乐曲，是没有歌词的，只用来演奏的。

　　事实上，孔子本人的音乐造诣就极深。他拜过很多老师学音乐。他若听到别人唱歌好听，就会请求别人再唱一次，让他来和。《论语》里还记载说孔子若在某日哭过，那么当日他就不再唱歌了。反过来说，一般若没有哭过的话，通常每天都是唱歌的。

　　孔子之后，孟子、荀子也都如此。荀子有一篇很奇特的文章叫做《成相》，这篇文章的特别之处在于《成相》的“相”，即是今天我们“相声”的“相”的来源，也还是类似于大鼓说书等说唱艺术的渊源，如今我们中国的戏剧史、说唱艺术史都可以追溯联系到这一篇《成相》。

　　也就是说，《诗经》是孔子所编，现在的文艺批评的一些原则是孟子确立，说唱艺术还与荀子有渊源，跟后来的俗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这些都是儒家的文学艺术传统。而这些文学艺术的传统，我们现在讲起来可能大家还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为什么？因为儒家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太熟悉了。

　　但是，请注意！如果拿先秦诸子其他各家来比较的话，你就会知道它很特别了。因为先秦其他各家，没有人这样讲文学和艺术的。譬如说，墨家觉得搞音乐浪费太多时间，音乐有什么用？音乐能当饭吃吗？音乐能够让我们去耕作吗？……总之就是认为音乐是不实用的东西，只有实用的东西才有价值。

　　儒家是一个主“文”的文化。中国人讲“文化”、“文明”、“文章”、“文采”、“文饰”……这些语词全部来自于儒家。墨子通通反对，反对“文”，他强调什幺呢？“质”。就比如说这个桌子，木头是它的质，木头上色、上漆、雕花，那就叫文采、文饰。墨子不要这个文，木头好不好才最重要，上面涂那么多东西干什么？

　　国家不需要人文学科培养的人？

　　法家认为儒家强调的“文”是需要压制的，认为这些东西对国家的统治不利，这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统治者，很多统治者都觉得文学艺术都是蛮可怕的，所以他们要对它严格控制。现在我们社会上大多数人都以为学人文学科、社会学科没有出路，学校不要设立这样的专业太多，因为本来就没什么出路，培养一个学生出来，没有出路，干什么呢？其实错了，社会很需要人文学科，尽管一些主政者认为有人文精神、有独立之意识、有学术自由的判断的人，出来就老跟我捣蛋，为什么要办这种学院，这就是所谓的儒者“以文乱法”。

　　苏东坡是被“理学”害死的？

　　在宋代的政治环境中，很多人讨厌苏东坡，当时党政争得很厉害，苏东坡为什么一再被贬官呢？不能说贬他的那些必然都是坏人。最讨厌苏东坡的是程伊川，伊川不至于害苏东坡，害苏东坡的是东坡的另一个朋友章惇，最后几乎陷东坡于死地。但是像程伊川这样的好人、大学者与苏东坡就合不来，他很讨厌苏东坡的文人气，不喜欢东坡玩弄笔墨。东坡又觉得程伊川呆板，经常开他玩笑，程就很生气。后来宋明理学家忒讨厌文人。直到清朝，黄宗羲父子编的《宋儒学案》，是编写宋朝学者生平和学术的著作，每个重要的学者都有一个学术传记。但苏东坡兄弟和他父亲是放在《宋儒学案》的附录里，而且不是一般的附录，叫苏氏杂学辩，用一种批判的方式把他们放在附录里面，说他们是杂学，根本不承认他是儒学。

　　“八股文”有很好的文章

　　理学家跟文学家之间的不和，到了清朝还是很多，比如袁枚与考证学派之间的不和。后来不断有人尝试将这种分化重新综合，因为这种分裂是不对的。儒家从孔子以来就不是一个只讲文而不讲质的学问，它们是结合在一起的，这种结合才足以产生《文心雕龙》，中国最伟大的一部文学评论著作。这是一个阶段结合的努力。第二个阶段是唐代中期，韩愈、柳宗元的“古文运动”。“古文运动”有一个中心观念就是“文与道俱”，写文章要与孔孟之道结合在一起，这是整个“古文运动”的核心。

　　一直到了宋元明清的科举考试。我们现在谈到“八股文”都会将其痛骂一顿，可是很少人见过八股文。其实八股文很难很难写的，技巧性极高。宋元明清写八股文的名家有很多，也有很多好文章。八股文的基本原则，是用文章阐述圣人的道理，这与“古文运动”是一样。我们都以为“八股文”是为考试而写的，没什么真正的精神，没什么真正的见解。其实里面有很多跟经典注解不一样的看法。因为考生要打动主考官，没有一些突破的、特殊的见解，怎么能脱颖而出呢？这也是一种结合。

　　以上是各种尝试重新让文学与经典、圣人的道理结合起来的方式。由这些努力看来，儒学跟后世文学批评、文学创作和文学运动之间是关系密切的。

　　“中庸”是一种什么方式？

　　一提到“中和”，人们就会想到“中庸”，“和稀泥”。

　　很多人都以为庄子是讲养生的，其实不然。庄子不讲养生，他在《刻意篇》中就批评那些刻意养生的人。庄子只讲养生主，养生主与养形是不一样的，养生主是讲精神。怎样才能养生主，让精神自由？这时他就提倡“中道”，讲究“缘督以为经”。

　　我们中国人听起来不觉得有什么困难，但是这个“中”在逻辑上是没有的。读过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就会知道，逻辑有三大定律：矛盾律、排中律、同一律。整个逻辑推理是根据矛盾律、排中律和同一律建构的。什么是矛盾律？一件事物只能是A或是非A，如此才能把它区别出来。这才是一个穷尽的排斥关系。所以A与A，非A与非A之间是同一的，不能说A里面还有非A，因为这违反了同一律的原则。没有东西在A与非A中间，所以就没有这个“中”。从亚里士多德以来，逻辑是整个西方思想最主要的基础，没有逻辑就没所有衍生出来的一切推理活动。所以庄子说的“材”与“不材”之间，“缘督以为经”，不为善不为恶的“中”在西洋哲学里面是没有的。只有在中国哲学里面才不断去讲。

　　《金刚经》说，“我说佛法即非佛法，故是佛法”。A同时是非A这叫“双是”。庄子说既不要善也不要恶，这叫“双遣”、“双非”。佛教与道家讲的“中”基本采取的是“双遣”，如佛家的“想入非非”，道家的玄之又玄。“非”就是一种心理功夫，如是庄子的“忘我”“丧我”，这是中国人讲“中”的一种模式。孔子讲的“中庸”“中和”是一种什么方式呢？是叫做“双是得中”，就是既要文也要质，文质都要才得中。这个讲法只有在中国儒道释三教才成立。但佛道倾向于去除障碍，儒家的功夫不在此。

　　根据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与非A之间是没有“中”的，那儒佛道怎么讲这个“中”呢？这个A与非A的“中”不在A与非A之间，而在这个之上，在这之上才有这个“中”。所以儒家才讲既有A又有非A。这是精神上的修养功夫。

　　禅宗讲老僧三十年前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后来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最后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第一境界与第三境界是不同的两个境界，是人不断往上走的过程。儒家生命的过程是要修炼的。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时候自然到了化境。整个儒家的“中和”美学，其实就是一个修养的过程。这就是儒家整个生命美学跟它的艺术精神大体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