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当然也牵怒于中共，认为此举系“合中外CP之力以攻我，使我内部纠纷，不能统一”。此外，他还怪罪于拥护武汉方面的党员，认为他们是“一班趋炎附势之败类”，其心“卑弱，不可救药矣”。

在蒋介石的阻挠下，原先准备移鄂的委员没有全体动身，据徐谦后来在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讲，“二月九日，南昌同志一致议决迁鄂，同时各同志皆有来鄂信息，民众亦已有预备热烈欢迎。不料九日不到，改为十六日；十六日复以‘廿日省政府之成立，不能动身’。至此，武汉同志非常惶惑”。

蒋介石与武汉方面正式决裂

鉴于“联席会议既不能视为永久机关，而南昌同志之来又复遥遥无期”，武汉的国民党要人“以为应有正式办事地点，以副民众之仰望”，遂于2月21日召开扩大联席会议，出席者除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外，还包括在武汉之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会议决定即日起结束武汉临时联席会议，由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分别在汉正式办公。次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决议接受扩大联席会议决议。2月23日，武汉国民党中常会又增选唐生智、蒋作宾、宋庆龄、彭泽民、吴玉章5人为政治委员，组织政治委员会。

武汉方面的做法，对蒋产生了明显的刺激。他在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见汉口联席会议通告国民政府与中央党部在武昌开始办公之电，不胜愤激。如此办法，尚有党纪乎？”当天下午，他就召集临时政治会议，“议决声明政府仍在南昌照常办公，武汉不得另行办公”。他认为，鲍罗廷在故意与他作对，“本党之纷纠，皆由鲍一人所起也”；武汉所作所为“皆是诈术，全为鲍尔廷一人所驱使，鲍氏之罪不容于天地之间”。他当然也牵怒于中共，认为此举系“合中外CP之力以攻我，使我内部纠纷，不能统一”。此外，他还怪罪于拥护武汉方面的党员，认为他们是“一班趋炎附势之败类”，其心“卑弱，不可救药矣”。

1927年2月22、23日，蒋介石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在九江进行了会谈，明确指出“近来鲍(罗廷)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非常危险。”他提出南昌中央随时可以迁往武汉，但有两个条件：其一，鲍罗廷辞职；其二，“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

在各方影响下，南昌方面于3月6日再次通过了中央党部与政府迁鄂的决议，而且据说蒋介石也表示“拥护”。经过陈公博等人的劝驾，滞留南昌的谭延闿、李烈钧等人于3月7日抵达汉口，正赶上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遂提议大会延至12日召开，以待蒋介石、朱培德到来。虽然吴玉章、于树德、毛泽东、恽代英、彭泽民等人强烈反对，但也有人站在蒋介石一边，例如李烈钧就因众人不同意延会，愤而退席。经过激烈讨论，武汉方面作了妥协，决议改为10日正式开会，以等蒋来。但是，蒋介石接到了陈铭枢、李烈钧关于武汉方面对他不利的政治和军事形势报告后，不仅未去武汉，而且与武汉方面的距离渐行渐远。

二届三中全会出席者“左派力量占压倒多数”。会议通过了一系列提高党权，限制个人权力过分膨胀的决议案。这些决议案突出了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最高权力，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造成个人专权的制度因素。全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在各项选举中，汪精卫得票都是最多的，反映了与会者重新确立领导核心的意愿。相反，在中常委、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机构中，虽然仍有蒋介石的名字(这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与会者对蒋尚有较高的期望)，但他的权势“大被裁抑”，他以前在党、政、军、财各要政上的控制权，都被剥夺了，就连军事委员会他也不能完全驾驭了，他在新的中央机构中的实际地位大大下降了，仅成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众多委员中的一个。

蒋介石自然不甘心从权力的巅峰跌落下来，为此，他在与武汉方面对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开始不再掩饰自己反共的决心，而且愈来愈明确地以“反共”旗帜来积聚军事与政治势力。随着东南军事行动的胜利，蒋介石控制了中国的经济枢纽上海，奠定了此后对他政治生涯产生重要支撑作用的江南基本区域，遂开始加紧策划并实施他蓄谋已久的“清党”计划。当然，他的“清党”主意得到了陈果夫、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古应芬、邵元冲等人的极力赞同和密切协作。在他们看来，这是“护党救国运动”。

当蒋介石方面与武汉方面闹得不可开交之际，北方的天津《大公报》发表评论指出：“有一种观察说，(国民党)左右派闹不到破裂，中央执行会一开，蒋介石一到，几个冠冕的决议案一发表，就没有问题了。因为汉口闹的是巩固党权，南昌也说是巩固党权，只要多数的中央委员，两面一安抚，那么双方争点，就雾灭烟消。”但事态发展的结果，双方的争执不但没有“雾灭烟消”，而且最终分道扬镳。

从蒋氏日记看其心理

蒋介石之所以与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彻底分裂，其实是一个复杂的动态过程。不过就蒋介石日记所表达的历史信息而言，至少对后人了解蒋氏所思所想不无帮助。

其一，蒋介石自命不凡。随着权势的扩大与地位的盘升，蒋介石渐成国民党内少有人可以匹敌的实力派人物。他的自我身份设计也相应发生了很大变化。他在与武汉方面对峙时期，将自己与史可法、岳飞、文天祥等并称为“古今贤豪”，认为他与古代贤豪之“受屈于奸党之手，如出一辙”。面对曲折与困难，他“惟有以文天祥为师法而已”。他将自己的处境与岳飞抗金得胜却受“莫须有”罪名相比，而将武汉方面与他“为难”的人比作秦桧；指责“捣乱造谣的人，是没有什么天理，亦没有什么良心，并且没有什么国家，没有什么革命，只要能给这国民革命的事业倒下来，只要给国民革命的领袖推倒了，只要自己个人有权势，有利益可享的时候，无论你国家亡了，无论你种族灭了，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出来的！”他认定自己为“本党领袖”，而且为“乱世之领袖”。所以，他自觉有救党救国之重任，“党国责重，家国忧患，俱集一身也”。

所以他抱有“党存与存，党亡与亡，一息尚存，此志不懈”的决心，自矢“对于本党的成败，比对于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所以“中正预备着做岳飞，预备着做史可法，预备着做文天祥”，“一定奋斗到底，希望我们国民革命成功，实现我们总理手创的三民主义”。

其二、蒋的“奋斗历程”及“革命成就”，增加了他的“自信”。蒋介石虽然在国民党内资历不老，但战绩最著，从创办黄埔军校开始，陆续统一广东国民政府军制，并成功地进行东征等一系列军事行动。北伐开始之后，军事节节胜利，更使蒋的声望如日中天。在党内，蒋经过“三二○事件”、“整理党务案”等一系列事件，逐步取得了对党权的支配地位，先后担任军人部长、组织部长、中执会主席、中政会主席等要职。一系列的成功，使蒋自命为党国元老，所以对党内资历与威望不及自己者，难以正视，对于他们代表中央所做的决议本能地抵触。

蒋这样放言：“以现在中正的历史、中正的地位，我敢大胆说一句话，无论什么人想假借一种不落边际的宣传和诋毁，或造出一种不利于革命的空气，或赐我以独裁制的名义，或污蔑我是新军阀以反对中正革命，老实说，这个是不行的！”蒋还说，他只信任汪精卫、张静江、谭延闿“这三位主席，以及中央监察委员”，因为“他们在本党的历史最长久”，“如果中正有违反党的纪律的地方，只消请这三位主席和中央监察委员，大家说一句话：说蒋中正是违反党的纪律，说蒋中正是一个新军阀，要受党的制裁，那我中正就必定承受本党的处分。”绝对的自信诱导着蒋向绝对的权力之塔攀登，在蒋看来，他就代表着国民革命的方向和精神。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革命，那我要革他的命！我只知道革命的意义就是这样，谁要反对我革命的，就是反革命”，所以“要以革命的罪处罚他”。

其三，蒋介石疑忌之心太甚。读蒋日记，通常有一种压抑感，几乎每天均有猜忌与訾言。凡是不顺心的事，皆足以令他耿耿于怀。他在1927年2、3月间的日记中充满对唐生智、邓演达、鲍罗廷，乃至宋子文、孙科等人的责骂，他自感“责任愈重，毁忌愈甚”。挥之不去的“忧患抑郁，不堪言状”，使他经常夜不能眠。因忌生怨，积怨成恨，在他的日记中，经常可见“痛”、“恨”、“食其肉”、“其肉可食乎？”等词语。疑忌实际上是关于政敌对己攻击态势的一种判断，疑忌之心太甚，必然导致自己的应对手段从重从强，从而加大与政敌间的裂隙。

其四，一些历史细节的影响应予注意。就蒋日记而看，虽然蒋与武汉方面的裂隙在不断加大，但直到武汉方面的三次全会闭幕，蒋介石似乎仍有妥协的可能。1927年3月7日他在南昌总司令部举行的第16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演讲，明确承认“现在我们国民政府同中央党部已经迁到了武汉”。3月16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看报，汉口此次中央执行会之议决案，令人难堪，压迫侮辱至矣，惟有服从耳”。

应当注意的是，1927年3月25日北伐军队占领南京时发生的“宁案”对蒋介石加快分共清党步伐产生了影响。据蒋判断，此次因抢劫外国人而导致外国武装干涉的事变，系“奸党……假冒本军名义(所为)”。“宁案”给蒋介石带来一系列的外交困扰，使他“苦痛暴躁，莫此为甚”。外国方面也将“宁案”归罪于共产党，3月31日蒋介石接到报告“列强会议有将警告驱除共党之要求，否则列强自行处置也”。此后，为了分共之事，蒋介石两天“终夜不能成眠”，经过与大批“同道者”多次磋商后，乃决定“为本党计，非与之分裂不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