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道静治学一生，托身书巢，以抄校寄娱，积点滴而成大观。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出版的《胡道静文集》，包括了《上海历史研究》等七卷，逾四百万字，足见其抄校之勤，著述之丰，成就之高。
胡道静不是学术史上开宗立派的人物，但他的成就却令他成为了大师级的学者，他的研究著述，宛如一座学术丰碑，注定要被后来人瞻仰、缅怀和祭奠。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皇皇七卷本《胡道静文集》，让我们得以一窥胡道静治学之大成。
在学生时代，胡道静即博览群书，并发愿要献身学术事业，此后终其一生，孜孜以求。胡道静自己说，他不是一个作家，是一个注家，可能也够不上一个注家，而仅仅是一个录家。他在中学读书时，就开始抄书，在看一本书时，把其他书中有关这本书的校语、解释、引申、驳议等一一抄录，附在这本书的后面，作为对照。就在这抄录之间，他开始做起了学问。
1929年，他十七岁时，就以这种“以史治子”的“笨”办法，著成了《公孙龙子考》一书，次年又成《校雠学》。虽然胡道静的问学之途中，曾受到陈乃乾、周予同、吕思勉、姚明辉、姜亮夫、王庸、顾颉刚、蔡尚思等大师级学者的教导与栽培，但他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却大致都奠基于他兢兢业业、集腋成裘的检抄，无论是他关于新闻史的撰述，还是关于古文献的研究，乃至在科技史、古农史领域的辉煌成就，端赖于此。
新闻史和图书馆史的研究，是胡道静学术研究的重要贡献。他在进入上海市通志馆工作后，广泛收集资料，亲赴各大报社采访，大量阅读各种报纸并摘抄有关报纸的史料，著成了《上海的日报》、《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图书馆史》等重要作品，奠定了上海新闻史、图书馆史研究的基础。
古籍整理研究，是胡道静学术研究的另一大贡献。除了《公孙龙子考》、《校雠学》外，他还著有《中国古代的类书》、《熙宁字说钩沉》等，辑录或校理有《种艺必用》、《稀见古农书录》、《稀见古农书别录》、《甘薯疏》、《农遗杂疏》等；此外，他在编辑出版生涯中，也整理推出了大批珍稀古籍。他的研究和工作，为古籍整理事业做了重要的拓展。
真正使胡道静名垂史册的，是他对中国古代科技史尤其是《梦溪笔谈》一书的研究。对《梦溪笔谈》的校证与研究，胡道静毕生用力最勤，贡献也最著。胡道静在进入大学前就读到卡特的《中国印刷术的西传及其影响》，卡特的书对《梦溪笔谈》特别夸赞。胡道静迫不及待地找了《梦溪笔谈》来读，一读就着了迷。后来又受到竺可桢、章鸿钊、李约瑟等人的影响，使他下定决心对这部“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李约瑟语）多花工夫，开展“抄校讽诵”的校证工作。
胡道静校注的《梦溪笔谈校证》是“抄集群书，疏证一书”的典范作品，也是第一部对《梦溪笔谈》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的著作。它以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番禺陶氏爱庐本为底本，并采用明清时期的众多刊本，以及各家校记和宋元笔记所征引的文字校勘，综合运用校雠学、目录学和版本学的方法，不主一家之说，取各家之长，引证的书目逾数百种。这部著作，以铁的事实告诉世人，在八百多年前，中国人民创造的科技文明是欧洲人所望尘莫及的。
《梦溪笔谈校证》的出版很快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顾颉刚先生称赞“有似裴松之注《三国志》”。巴黎出版的《科学史评论》在1957年第十期上发表书评，高度评价《校证》对《梦溪笔谈》这部“世界上最古老,最重要的科学史著作”来说，“无疑是汇集了最丰富的文献”。胡适读到此书后对人说：“此书作者造诣甚深，算了不起。”日本学者梅原郁则盛赞“胡道静氏为当今中国研究《梦溪笔谈》的第一人者”。1959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评述建国十年我国古籍整理工作的成就，特别提名两部书，一部是顾颉刚主持标点的《资治通鉴》，另一部就是《梦溪笔谈校证》。
然而，胡道静并没有满足于《校证》的成绩，而是继续深入研究，不断积累新资料，写出了《新校正梦溪笔谈》和《梦溪笔谈补证》，前者很快得到出版，后者则很遗憾地因为十年动乱而与其他一些重要作品一起被“火葬”。而通过对《梦溪笔谈》的校注，也大大拓展了他的研究领域，他对古代农业史以及沈括、宋应星、毕昇等古代科技人物的研究，均处于领先地位，并引起了国际科学史界的关注。鉴于他在中国科技史研究方面的卓越建树，国际科学史研究院于1981年3月授予他通讯院士荣誉称号。
胡道静治学一生，托身书巢，以抄校寄娱，积点滴而成大观。在他百岁诞辰之际出版的《胡道静文集》，包括了《上海历史研究》、《古籍整理研究》、《梦溪笔谈校证》、《新校正梦溪笔谈梦溪笔谈补证稿》、《沈括研究科技史论》、《农史论集古农书辑录》和《序跋题记学事杂忆》等七卷，逾四百万字，足见其抄校之勤，著述之丰，成就之高。
胡道静曾经说过：“做学问，特别是搞史学的人，总是要积聚资料的，资料也是会越来越多的……学问当然要积聚在头脑里，但也必须要积聚在书斋里；无书斋之积，难以丰头脑之积。”作为一位传统学术浸润下成长起来的现代学人，他以丰宏的研究著述和卓越的学术建树，留给我们一个启迪：积涓滴可以成大江大河，学问之途贵在不懈的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