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从1918年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狂人日记》和《随感录》以后，成为新文学运动的闯将。但是，当时《新青年》杂志是不计稿酬的。

1916年陈独秀主编《新青年》月刊时曾宣布：“来稿无论或撰或译，一经选登，奉酬现金。每千字(译文)二圆至(撰文)五圆。”(合1995年人民币100250元，2009年200500元)。起初《新青年》发行量只有一千份；第二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文学革命论》后，销路直线升到上万份，不断再版，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但是，到1918年《新青年》登载了如下启事：

本志自第四卷第一号起，投稿简章业已取消，所有撰译，悉由编辑部同人共同担任，不另购稿。其前此寄稿尚未寻载者，可否惠赠本志？尚希投稿诸君，赐函声明，恕不一一奉询，此后有以大作见赐者，概不酬。

鲁迅应钱玄同之约投稿于《新青年》，恰在此时。我查遍《鲁迅日记》和有关史料，确实不见《狂人日记》、《随感录》等作品的稿酬记载。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回忆：

自陈独秀君来任学长，胡适之、刘半农、周豫才(鲁迅)、周启明(周作人)诸君来任教员，而文学革命、思想自由的风气，遂大流行。

(引自《我在教育界的经验》)

可见《新青年》编辑部跟北京大学文科(后来的文学院、国文系)基本上是一套班子的人马。为什么《新青年》竟然提出取消稿酬呢？有两个缘故：一方面，他们决心发起新文学运动，为社会尽义务；另一方面，他们都已经得到丰厚的经济生活保障。根据《1919年1月份北大教职员薪金底册》所载：陈独秀任北大文科的“学长”月薪300银圆(大约合1995年人民币1万元、2009年2万元)，李大钊任图书馆主任月薪120银圆。他们构成了五四时代我国第一批新型的“中产知识阶层”。鲁迅在《二心集？序言》里也自认如此。就是这种一不依附于“官”、二不依附于“商”的经济自由状况，成为他们言论自由的后盾。自己有了足够的薪水钱，才能摆脱财神的束缚；自己有了足够的发表权，才能超越权势的羁绊。

鲁迅当时在中华民国教育部担任公务员，月薪300银圆，与陈独秀相等，所以他也甘心情愿为《新青年》义务写稿，不计报酬。何止如此！仔细数来，从1918年直到1922年，也即鲁迅创作《呐喊》、《坟》、《热风》中大部分作品的那几年《鲁迅日记》中，都不见一次稿费的记载。

另有资料表明：20世纪20年代初，陈独秀(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月收入共400银圆，胡适(文科教授兼任哲学研究室主任)月收入300银圆，李大钊(北大图书馆主任兼任政治系教授)月收入300银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月收入都在200300银圆，周作人任北大教授兼国史编纂处主任，月薪240银圆。又，20年代初，郁达夫在北京担任经济学讲师，月薪117银圆，这就是低的了，怪不得他牢骚满腹。同一时期，林纾在北京正志学校任教，月薪500银圆，比陈独秀、胡适之还要多出100200银圆。后来学者们的待遇又逐步提高。

那么当时北京的一般生活水准又怎样呢？据史料分析，20年代北京“四口之家，每月12银圆伙食费，足可维持小康水平”。又，按照《19181980年北京社会状况调查》，20年代初，一个四五口人的劳动家庭(父母加两三个孩子，或老少三代)每年伙食费1324银圆，也即每月11银圆就可以维持了。当时一个标准家庭的贫困线定为每月收入10银圆之下。

据记载，城内一座810间房的四合院，房租每月仅20银圆左右；一间20平方米的单身宿舍，月租金45圆。鲁迅一度租用的砖塔胡同61号，3间正房月租金8圆。他的女佣除了全包食宿以外月工资23圆(见《鲁迅日记》)。鲁迅所购买的西三条胡同21号四合院有好几间房屋和一个小花园(今为鲁迅故居)，售价国币1000圆。

出入乘坐“洋车”(人力车)，费用在城里每次只有1角钱左右；包车每月10圆。当时新建的6条有轨电车路线，以前门天桥为中心，环城一圈。从宣武门到崇文门，车票只要8分钱，比人力车便宜，更方便得多

1921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44元，2009年人民币88元；

1925年银洋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8元，2009年人民币76元；

1930年国币1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35元，2009年人民币70元。

读者可按此比例，估算当时物价、生活费的水平和相应的银圆购买力。

较为有钱的文化人，全家每月必需的生活费(伙食房租交通费)80圆已经很宽裕了。鲁迅一家四口(加上母亲、发妻和女佣)每月日常开支还不到此数。因此能够盈余很多钱来购买中外文书籍报刊，并且从经济上提携后起之秀，甚至自费出书。许多青年学生得到过鲁迅的资助。

鲁迅在北京的嗜好是：下馆子吃酒席、看戏(但不爱看京戏，有时看话剧、电影)、泡中央公园和北海茶座、逛琉璃厂买书籍碑帖文物。

据前辈回忆：鲁迅在北京生活期间，北京大学食堂伙食费每月6圆，六人一桌，六菜一汤，馒头米饭随便吃；个人在饭店包伙每月十来圆，四菜一汤。花费1圆钱就可以请客涮羊肉。

《鲁迅日记》中，经常可以看到鲁迅和许寿裳等好友聚餐的记载。以平民为对象的中等饭铺，2圆钱一桌的“便席”，菜谱有：(1)四冷荤，四个装满熏鱼、酱肉、香肠、松花蛋的拼盘，每盘5分；(2)四炒菜，如熘里脊、鱼香肉片、辣子鸡丁、炒牛肉丝等，每大盘1角；(3)四大碗，多为米粉肉、四喜丸子、红烧鱼块、扣肉等，每碗2角；(4)一大件，一个红烧整肘子，或一只白煮整鸡，加一大海碗肉汤，合6角。这一桌菜相当丰盛，十个人是吃不完的；平均每人2角(约合2009年人民币16元)。

又据老前辈朱家晋先生回忆，20年代东安市场的“吉士林”餐厅，楼上西餐一份的价钱(一汤、一菜、面包、黄油、果酱)共5角钱，堪称价廉物美。东安市场内的“会元馆”是地道的京派饭馆，以“褡裢火烧”著称，有猪肉白菜馅、三鲜馅，皮薄外焦里嫩，每份10个仅花1角钱，还奉送一碗鸡血豆腐汤。

在《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下午到中央公园和北海公园的记载，两大公园的入门券都是铜元20枚(5分钱)；公园设有几个著名的茶座，茶水1角，点心每盘1角。文明茶园，可以边饮茶边听曲，每人7分钱。

在《鲁迅日记》中，还可见到他进广和楼看文明戏(如1912年6月11日)和到真光电影院看电影(如1924年11月30日)的记载。20年代北京的剧场称为“戏园子”。著名的广和楼戏园门票2角，城南游乐园门票2角，电影院(黑白片)票价12角。最贵的演出，票价在1银圆左右。

根据19271929年的调查材料，当时北京的手工业者、木匠、人力车夫等，每个家庭每年消费约200银圆，合每月17银圆(约合1995年人民币600元、2009年人民币1200元)左右，这是社会下层的水准。而当时《新青年》的作者群，自食其力、自行其是、自得其乐，生活消费比一般高出几倍，都无衣食住行之忧。

虽然收入甚为丰厚，但以北大清华为代表的文化人对于道德自律甚严。蔡元培先生除了实行学术自由以外，还创导“进德会”，确立“八戒”。

甲种会员：不嫖娼、不赌博、不纳妾；

乙种会员：于前三戒以外，加不当官、不做议员二戒；

丙种会员：于前五戒以外，加不吸烟、不酗酒、不伤活物三戒(关于“八戒”的说法略有出入，如最后一戒有说是不吃肉，也算保护动物吧，大同小异)。

《新青年》同人，绝大多数加入了“进德会”，至少是前一二种会员。他们是封建礼教的破坏者，也是现代道德的实施者、推行者。

《新青年》成员都有相当稳定的中等阶层收入，所以他们办的“同人刊物”方能做到不以赢利为目的。但每期轮值的主编者可以拿到200银圆的编辑费，以备业务之需。鲁迅在五四时期写作小说、新诗、散文、杂感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要以稿费来谋生。但是这种情况在几年以后有了根本变化。

大约在1922年，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文化人开始注重稿费、版税收入。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出现了一群又一群依靠写作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说得更明确是自负盈亏、承担经济风险的“自由撰稿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南国社都投入了文化市场。

此后一个长时期内，就没有不计较稿酬的作家了。最有代表性的是鲁迅，他在19261927年完成了从固定收入者(公务员)向自由撰稿人的转化。茅盾、巴金、老舍、田汉、曹禺、丁玲、沈从文都成了靠“爬格子”谋生者，逐步树立起文化市场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