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信片中的清末中国
一个叫做姚文栋的文人在回答日本人询问“兴亚”的时候所说的：大抵亚洲局势，中国为主，日本辅之如第为中国计，则地广财丰，一面频海，战守皆便，原不必有资于日本。
1862年，日本人高杉普到中国上海访问，回国后写下的《游清余话》中轻蔑地断言“支那固陋而自灭”，但是，他也提到日本应当强化东亚的一体性，并用了“唇亡齿寒”的中国成语。这种轻蔑和连带的双重意识，后来确实长期并普遍存在于日本上下，到了明治二十年代，随着维新的成功和国力的增强，日本迅速膨胀的大日本主义，就把中国看成是“半开化”的、“落后的”，对现实中国的轻蔑多过了对古代中国的依恋，前引芝原拓自对日本舆论的调查就表明这一点。而中国人其实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像李筱圃《日本纪游》记载东京博物院拿中国烟具、破灯、旧兵器等作为“中国物”展览，黄庆澄《东游日记》记载长崎商人所说的日本当时对中国尊敬之风的消歇和蔑视之风的开始，都清楚地表明了相互的警觉。然而中国对日本也一样有着莫名其妙的蔑视，一个历史悠久而且文化传统相当固执的帝国，它长期而普遍地停滞在天朝大国和朝贡体制的想象中，在它的历史记忆中，日本并不是一个平等的国家而是“蕞尔岛夷”，同样，在普遍的观念世界中，“亚洲”也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区域而是地理学上的一个词汇，毕竟在传统中国观念世界中，日本朝鲜东南亚以及南亚诸国都是一样的“四夷”。
古代中国遗留的历史记忆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东西，它使得清帝国在未战败时对日本充满了毫无理由的自负和骄傲，在已战败后对日本又充满了相当深刻的忌惮和艳羡。不过，这种记忆是历史的存在，它使中国人在面对西方的压力时，不是“中体西用”就是“西体中用”，它在价值和文化上的认同空间是“中”或者“西”，并不很会考虑建构一个相对于西方的“亚洲”，或者建构一个可以互相认同的“同文同种”。因此，亚洲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日本的“亚洲主义”，而不是中国的“亚洲主义”，这个作为西方的“他者”的“亚洲”，也只是日本想象的共同体，而不是实际存在的共同体。特别需要提醒的是，日本对于中国来说，不仅并没有被作为感情上认同的对象，就连对日本的理智学习和仿效，也只是因为日本既是一面镜子，这面镜子折射的却是西洋的文明和富强，又是一个转运站，转手贩运的是西洋的新知。因此，尽管日本成了学习和效仿对象，可是中国人却并不觉得日本和自己有什么特别的天然的血缘关联，也不觉得“亚洲”是一个有连带性的空间，中国知识传统中的“天下”观念，使中国知识人有一种世界主义或普遍主义，“东海西海，心同理同”，他们倾向于认同一个中心和一种真理，而且中国很习惯于把自己的视野扩展到整个天下。因此，当西洋以其富强崛起，那么，中国又很容易就承认西洋的途径就是普遍适用的途径。然而，对于日本的兴盛，他们觉得这只是因为日本比中国早一步接受了西学西法而已。
薛福成《筹洋刍议》（1879年）已经指出日本“仿行西法，颇能力排众议，凡火轮、舟车、电报及一切制造贸易之法，稍有规模，又得西人之助，此其自谓胜于中国也”，但是他还是认为中国经济实力、器物械具和人口三方面都超过日本，只是“自强之权在中国，即所以慑服日本之权，亦在中国”。梁启超在维新还没有失败的时候，也只是说日本学习西方变法，可以是中国效法的对象，“吾以泰西为牛，日本为农夫，而吾坐而食之，费不千万金，而要书毕集矣”。后来，裘廷梁的《白话丛书》中的《日本志略》也说道，中国儒教书说的，都是古时事迹，对现在的事情论说极少，但是日本却处处学泰西，对现在的事情有办法，十三页上说到，“凡欧洲所读的书，日本人没有不读的，从此以后万万不会受别国的欺侮”。怎么办？就是像日本一样，学习西方，一时不能迅速地学习西学，那么也可以权宜方便地从日本转手贩来，仿佛“假道灭虢”那个典故一样。而顾鸣凤在1900年所写的《三十年来吾华人崇尚各种西艺》一文中，提到中国自强应以日本为师，因为学习西文很难，“中日两国既属同文，华人之学东文，较学西洋语言文字事半功倍”，又说“日本维新而后，凡西政西艺各种有用书籍，均经译为东文，大称美备”。到了再晚些的贺铸，就对朋友说道，“日本维新之初，醉心欧化，几经冲突，乃成为今日之日本。中国风气初开，正所谓醉心欧化之时，乘其机而利用之，而慎防其弊，使东西政法皆得效用于我，以自成为中国之治”，还劝另一个朋友的五公子“既通东文，当专习欧文，欧文为群学根本，通欧文乃能乘酣呈怪，大放厥词，专恃译书，局促如辕下驹”。那个颇出名的王闿运并不懂这个道理，倒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一份奏折上批评时人，“名为西学，实倭学也”。其实说起来，这话应当反过来说，当时看上去虽然满眼都是倭学，其实都只是转手从日本贩来的西学。到了更多的人可以直接从西文学习真正的近代之术时，就仿佛老话里说的“过河拆桥”或古语中说的“舍筏登岸”，这个借力的桥板和摆渡的舟楫，就可以不要了。
中国知识人可能也有根深蒂固的天下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资源，这种历史渊源极深的天下主义，可能转化为接受普遍真理和普遍价值的世界主义，引申出价值上的一元主义，把西方“先进”、“文明”和“富强”当做全球普遍追求的路向，从而迅速地认同另一种文化和制度，但也可能延续着鄙夷四裔唯我独尊的民族主义，却引申出通过近代化而富国强兵，从而俯视天下的雄心。在这种历史记忆和传统观念的影响下，尽管有些人对于原为“虾夷”、“倭寇”或“岛夷”的日本，会有权宜的亲和之心，会有热烈的学习之意，但是从根本上却不会有所谓“同文同种”的心底认同。光绪元年（1875）二月二十五日，丁日昌上书告诫朝廷，“日本国变峨冠博带之旧习，师轮船飞炮之新制”，要中国注意这种变化，而翁同龢则只是说，“阴而有谋，固属可虑，穷而无赖，则更可忧”，从鼻子里哼出的是不屑。何况在甲午之前，中国知识人中，一方面对日本还残存了“倭寇”的历史记忆，像薛福成就不仅在《筹洋刍议》中指出“日本人性桀黠，蔑视中国实有吴越相图之心，其机甚迫，而其情甚可见也”，而且在代笔写给朝鲜官员的信中一再告诫他们“倭人性情桀骜贪狡”、“近察日本行事乖谬，居心叵测”，而且分析日本是学习西法改革以后“库藏空虚，国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偿所费”，所以不能不防；另一方面，天朝大国的历史记忆却始终不能忘怀，即使有亚洲地区共同体的观念，也要以中国为主，就像一个叫做姚文栋的文人在回答日本人询问“兴亚”的时候所说的：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