稿酬形式多样化

延安时期的稿费有钱、物两种形式，都是薄酬。“物”的种类是多样化的，都属于生活必需品之类。

前面谈到的《红军长征记》、《红军故事》征文启事，都说明备有钱和物作为稿酬。后来的征稿也有类似情况。大体说，1941年前，是“钱物稿费”并存的时期；之后，则多是“现金稿费”，但“物酬”并未绝迹。在前一个时期中，文化人的稿酬大都付现金，其他多是给“物”。在物资极端匮乏的年代，“物”是人们生活所必须的，同样珍贵。

“物酬”包括毛巾、肥皂、笔记本、纸张、铅笔等。这些物品当时奇缺，“公家”所发根本不够用。文化人每月按规定、分级别供给几张纸，领取时有严格的登记制度。人们写稿子多是一张纸当做两张用（两面写字）。当时，能用上新毛巾和肥皂，就属于“上档次”的人物了，令人羡慕不已。所以，写稿得到“物酬”，是很自豪、很骄傲的大事。

还有的“物酬”则是“赠送书报刊”，或是“我们的歌谣出版时酌量赠送”（民众娱乐改进会）；有的刊物刊用后以“本刊为酬”（《文艺突击》、《艺术工作》等）。《歌曲月刊》（1940年9月创刊）的“稿约”更具体些：“来稿发表后，以本刊一册为酬，版权归作者所有，但本刊有选编权。”一年后该刊改为《歌曲半月刊》，仍是“来稿选用者，可以本刊为酬”。当时一本刊物值多少钱呢？为2—5角。

稿费的使用

赵超构1944年访问延安后，写了《延安一月》。其中说：“假如他们（指作家）有作品（发表），所有的稿费和版税也都是私有的。”作者对稿费自由支配，使用情况各不相同。

当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著作的出版和发表，都有稿费。他们大都把这些“外快”用于赞助公益事业，或是个人应酬方面。

毛泽东的捐助较多，出手也大方。据史料不完全记载，毛泽东仅1939年前后的捐助就有下面这些：

民众剧团是在毛泽东关心支持下，于1938年7月4日成立的，主要运用边区群众熟悉的秦腔，演出新戏或优秀传统戏，为老百姓服务。成立伊始，演出服装、道具、汽灯等物资奇缺。无奈之下团长柯仲平找毛泽东“诉苦”。毛泽东当即从自己《论持久战》稿费中，拿出300元大洋，给民众团购置设备。柯仲平亲自保管这些钱，锱铢必较地使用。后来，民众剧团几乎走遍了陕甘宁边区的每个村寨，为民演出，成绩卓著。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表扬了他们。

1940年，延安各界纪念“五四”青年节筹委会，发起有奖征文。历时一年多，征得各类作品150篇。第二年6月9日，评选结束并颁奖，又是毛泽东慷慨解囊，捐赠300元做奖金。周恩来、王稼祥各捐200元，吴玉章捐100元，董必武捐50元。这样才使征文圆满结束。

此外，毛泽东为支持创办延安中国女子大学，捐助100元（1939年3月）；为支持筹建陕甘宁边区医院图书馆捐款100元（1939年9月）；为陕北国民党辖区绥德、榆林一带发生旱灾，捐款1万元，赈济灾民（1939年9月）；为烽火剧社捐款200元，以鼓励他们节俭演戏（1939年11月）；为边区教育厅举办的小学教师暑期讲习班，捐款400元，慰劳小学教师（1941年8月）。

毛泽东的稿费收入，还用于资助亲朋好友。如1941年9月，他为军委机要处代处长黄有凤出资办婚礼，花了200多元。瓜果、饭菜、新被子，都是用这些钱买的。朱德、任弼时等光临，毛泽东自愿做主婚人，喜庆热闹，黄有凤终生不忘。1941年11月5日，给当年湖南一师同学林若虚“寄奉百元，聊作薪水”；还为自己的孩子购书，以及用于以个人名义的宴请等等。

一般作者得到稿费，多买些书刊或是生活必需品。文化人或专业文学艺术家有了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特有的“时代风气”或约定俗成的“规矩”。在这个问题上的“小气”，会受到人们的非议。在延安生活过的作家卞之琳回忆说：“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致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一个中国革命者的私人纪录》一书，详细记述了萧三夫妇、萧军夫妇，用稿费在餐馆消费的生动场面：“萧军那时有点钱，点菜花样多，酱牛肉、卤鸡、卤肝、叉烧肉样样都点一些，喝了白酒，剩下的菜，统统打包带走。”“萧三一家刚来胜利食堂，多吃西餐……慢慢地他们一家改吃中餐，点一份炒肉丝，简简单单，吃饱为止。萧夫人（俄罗斯人）很会点菜：糖醋里脊、青椒肉丝如此等等。”

另外，作家周立波、陈学昭、曾克，艺术家张季纯、钟敬文、马可等，都谈到过当年延安“一人得稿费，大家去消费”的愉快而难忘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