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繁花似锦

 

一时间，香港的抗日活动逐步高涨起来。

1939年3月8日，数万名香港妇女分别在港岛、九龙、香港仔、东区、西区等地举行大规模集会，隆重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30周年。位于香港铜锣湾著名的利舞台演出大厅中心会场，两千多名香港各界的妇女代表屏息凝神地聆听着宋庆龄的演讲。在宋庆龄和何香凝的共同推动和倡导下，香港各界妇女团体领袖一致决定：利用庆祝国际“三八”妇女节的大好时机，把香港妇女“四联会”扩展成为“香港妇女救国大联合会”（亦称“妇女联席会”），使之成为团结、领导香港各妇女团体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的统一组织。

据当时香港《华字日报》报道，当天参加利舞台中心会场集会的妇女领袖，还有何宝芳、胡木兰、马凤岐、伍艳庄、廖梦醒等；参加大会的妇女团体，除了被宋庆龄女士亲自授赠绣有“努力救国”四字锦旗的妇女慰劳会、妇女兵灾会、新生活运动妇女促进会、妇女会、女青年会五个著名妇女团体外，还有（妇女）策进会、华南妇女节制会、南华会、学生赈济会、港九妇女服务团、岭南大学女同学会等几十个团体和香港各工厂、各女校的妇女代表和各界女同胞的代表。正所谓“各界女同胞，均踊跃出席、济济跄跄，使大会更形庄严伟大，兴奋空气，沸腾周遭”，显示了香港妇女团体的巨大力量。

为了扑灭香港人民日益燃起的抗日斗争火焰，日本人在不断地加紧对港英当局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潜居港岛的CC系特务亦在一旁与汪伪分子共唱“双簧”，巧施离间。于是，港英决定对香港各抗日团体采取行动。

1939年3月11日，港英警署出动便衣警察对“粤华公司”实施突然检查。结果，驻港办事处与南洋各地的通讯名单和通讯地址，以及办事处将要发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学生登记表等文档资料均被搜走；办事处的连贯及谭乐华（女）等五位成员亦遭逮捕。

事件发生后，廖承志一面向港督杨慕琦提出抗议，一面向周恩来发出急电报告情况。

在重庆，周恩来获悉事件经过后，迅即面见英国驻华大使卡尔爵士，详细通报香港“粤华公司”的搜捕事件；在香港，廖承志则亲至港英警署进行交涉。他严正指出：“粤华公司是根据中英双方协议而设立的正式机构。贵方在事先没有通告、没有招呼的情况下，公然采取如此突然的搜查行动，还带走我们的五位工作人员，这是贵方单方面违背协约，有损中英双方感情的粗暴行为。对此，贵方应负全部责任！”

“抱歉，我们不知道粤华公司即为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至于这次搜查行动，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我们接到荷印（即印尼）和马来亚殖民政府方面的报告，说是两地政府不愿见到来自香港的英文宣传品。”港英警署如此搪塞，显然是在“自圆其说”。

3月15日，经周恩来与英国驻华大使交涉并由廖承志作保，港英当局释放了连贯等人，同时归还了被搜走的多份文件。

搜捕事件后，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认真分析研究了形势和处境并权衡利弊之后，撤销了“粤华公司”这个半公开的对外联络点；办事处也不再租赁办公室，而是采取“化整为零”的形式进行联络和办公。廖承志、连贯等此时开始用华比银行邓文钊的写字楼作为联络地点

咖啡店和茶社小座里的统战工作

在香港，人们很时兴每天下午去咖啡店或茶社小座。他们借饮茶聚会交流信息，讨论时局。这样一来，这些咖啡店或茶座客观上便成了香港的“文化沙龙”，成了香港文化人的聚会地。

当时，在香港中环皇后大道有多处咖啡厅（座）。大众化的是位于大道转角处的一家名叫“蓝岛”的咖啡座；在大楼地下室以猫头鹰作标志的“聪明人”咖啡厅，则档次稍高，许多西方记者经常在此聊天，《天下》杂志社的著名学者如温源宁、全增嘏、叶秋源等也喜欢在这里会朋交友；而位于大道中华百货公司楼上的“阁仔”，因为位居该公司大厅里的半层楼上，进入茶座可以俯看商场大厅内的热闹气氛，更重要的是雅俗共赏，价格适中，所以很受文化人的欢迎；至于香港的上层人士，大多是到一个名叫“高罗士打”的大酒店，更高档的才到半岛酒店就座。

廖承志十分重视这些公众场所。他经常周旋于此，用各种方法吸引和团结那些关心中国抗战的文化名人和各阶层人士，把党在香港地区的统战工作做到了咖啡厅和茶社小座。当年同在香港的冯亦代，后来曾有过这样一段回忆——

彼时，廖承志同志每天下午必在中环皇后大道一家咖啡店里盘桓。看起来似乎他每日在此闲座，而逐渐我发觉这是他会客和洽谈工作的地方。那里老乔也是每日必去的，还有就是杨刚、郁风、徐迟和我等几个人。夏公（按：指夏衍）在广州沦陷后自桂林来港，也是座上之客。承志同志在一边会晤来人，我们则在另外的火车座上倾谈。那时正值国共第二次合作，国民党里有个人，大革命时是共青团员，后来由党派去苏联读书，回国后即被捕成了叛徒，为国民党反动派工作，是军统在香港的负责人。他不时也到这家咖啡店来窥测廖承志同志的动静。但他最怕的是老乔，只要老乔在座，他便搭讪着要走。可老乔不放过机会，与这位“贵客”谈论时局，从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一直谈到中国的抗战；从国民党反动派与日本的勾搭谈到国民党的反共行为，嬉笑怒骂有如莫邪干将，精神上把这位“贵客”破得体无完肤。

文中的“老乔”，即乔冠华。他是在广州沦陷后，由余汉谋点将自韶关赴港，以协同余的亲信黄范毅创办《时事晚报》并出任该报主笔。抵港后，他很快与廖承志、连贯等有了经常的接触和往来。

廖承志对这位才华横溢、反应灵敏的哲学博士本来就十分欣赏和器重，当乔冠华通过连贯正式向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后，随即便将其入党申请报到了延安。

当时，毛泽东虽未见过乔冠华，但对他所频频发表的国际述评文章很是赏识；周恩来也认为他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批准一个乔冠华入党，可以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于是，中央的批复很快就电传到香港。这样，经廖承志和连贯介绍，乔冠华正式加入了中共。

考虑到乔冠华与国民党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部的特殊关系，出于党的统战工作需要，当《时事晚报》因故停刊后，廖承志要乔冠华以自由撰稿人的身分，继续为党在香港的文化宣传活动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为此，乔冠华后来曾诙谐地说：党外人士把我看成是共产党人；而党内呢，又有人把我看作是党外民主人士。

为了进一步加强党在香港及海外地区的舆论宣传，廖承志建议成立中国新闻社，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资助并让乔冠华出任社长。周恩来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于是，第一个民间新闻社在香港成立，成员还有胡绳夫妇和胡一声、郑展等人。

身为办事处主任的廖承志，不仅肩负着办事处的领导重任，还具体负责为八路军、新四军筹集资金和物资的工作。

一次，廖承志带回家一只沉甸甸的箱子。他要妻子经普椿立即将箱子送到指定的秘密联络点。

“箱内装的是什么？”经普椿问。

“你尽管送去就是了。”廖承志笑了笑，没有正面作答。

经普椿打开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满满的一箱美钞。“这么多美钞，我可不敢送去。”

“不必担心。你是女同志，不像我目标大，特征明显。放心去吧，不会有事的。”

廖承志不仅动员妻子协助自己的工作，还动员自己的表兄弟──香港华比银行华人买办──邓文田和邓文钊，将海外华侨给八路军、新四军的捐款直接汇到华比银行廖承志收。这件事在当时是很不容易做到的。起初，在众多香港人的脑海中，传说中的共产党似乎就是“洪水猛兽”，唯恐躲避不及。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廖承志说服了他的邓氏表亲，成功地使用起了华比银行这个特殊的联络点。

邓文钊是何香凝的侄女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硕士学位。他那早年的民族主义思想后来在廖承志的帮助下，不断得到升华。他逐步认识到，要救国救民于水火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不顾风险，毅然接受中共委托，把任职的华比银行和经营的崇德堂，供作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通讯处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1941年4月8日《华商报》创刊，邓文钊负责经理部，1946年复刊后又出任董事长。他对祖国的抗日救亡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就这样，廖承志所领导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在香港沦陷前的数年之中，以其独特的存在方式和无可替代的作用，为中国共产党的战时抗日外交书写出了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