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是一部奇书，又是一部哀书。它描写了一连串大大小小的风情故事。风情是全书的主要内容，也是市井生活的亮色。《摇落的风情：第一奇书〈金瓶梅〉绎解》采用回评的形式，用散文的笔法，结合小说的内容展开解读，文笔活泼，幽默风趣，见解深刻。同时还从世所罕见的《金瓶梅》绘画《清宫珍本皕美图》中，选取了100幅精美的图画，配在每篇文字前面，使其图文相生，大大增强了阅读的趣味性。

宋朝的故事，明代的人物，恒久鲜活的世情

《金瓶梅词话》当产生于明代嘉靖晚期的山东一带。

今天虽不能确定《金瓶梅》诞生的具体年月，不能确知它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成书过程，但论其主体部分写作于明嘉靖间应无大错；同样，虽不敢肯定作者究竟为何方人氏，不敢肯定书中所记为何地风俗，但论其方言习俗为山东地区也比较可信。

作为由“水浒”一枝再生成的森森巨木，《金瓶梅》似乎在续写着赵宋的故事。其是“武松杀嫂”的放大样，又是“水浒三杀”的精华版，而时隐时现的梁山好汉、嬉玩国事的大宋皇室、徽钦两朝的重臣尤其是奸臣、北宋军队的不堪一击和帝国沦亡，也都出入其间，穿插映衬。而细细阅读，又觉得这个宋朝故事已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征，觉得那皇帝更像明朝天子，将相亦略如明朝大臣，至于州县官吏、市井商贾、各色人等，无不被点染上中晚明的色泽。抄撮和蹈袭是不会产生伟大作品的。兰陵笑笑生在拣用前书时文之际毫无迟疑，正在于他强烈的文学自信，在于他丰厚的艺术积累，在于他必定丰富曲折的人生经历，叙事中若不经意，解构重构，已将他人之作和他作之人化为写作元素，化为小说的零部件。于是故事仿佛还是那宋朝旧事，人名也多有“水浒”故人，而声口腔范、举手投足已是明代人物所特有。

兰陵笑笑生展示的是一幅中晚明社会的全景式生活画卷。

作为英雄演义的《水浒传》，叙述了一个接一个好勇斗狠的故事，其场景常常是血沫遍地，却也无以避免地要写到世相和世情。而《金瓶梅》则以主要笔墨摹写市井，以全部文字凸显世情民风。西门庆在世之日何等赫赫扬扬，相交与追随者亦多矣，而一旦长伸脚子去了，立刻就见出样儿来。第八十回引首诗有“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一联，引录的是一句流传已久的谚语，元人刘埙尝为之怅然慨叹：盖趋时附势，人情则然，古今所同也，何责于薄俗哉！（元·刘埙《隐居通议·世情》）

世情，又称世风，向有“三十年一变”之说，是所谓移风易俗也；而自有文字记载至于今日，“趋时附势”为世人所厌憎，更为世人所遵行，又何时何地真能脱出这十字俗谚？

《金瓶梅》以种种色色的人物、大大小小的事件、纷纷繁繁的世相，呈现了流淌在市井和庙堂的“冷暖”“高低”，也摹写出世人的“看”与“逐”，真可称乐此不疲、兴味无穷啊！鲁迅论《金瓶梅》：“描写世情，尽其情伪。”（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明之人情小说》，《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一个“伪”字，穿越世情表层那常见的温馨热络，而点出其最本质的内涵。笑笑生不动声色地叙写和嘲讽世人和市井，嘲讽那万丈红尘和虚情假意，伪情笼罩，包蕴着熙来攘往的人们，包蕴着那个时代的风物和世相。那是明代人的生活，是他们的悲哀；或有很多很多，也是今人正相沿承的生活，是我们仍不能摆脱的文化和精神痼疾。

阅读《金瓶梅》，当然要唾弃西门庆、潘金莲等人的恶行和丑事，但若仅仅如此，便降低了该书的整体价值和深长意蕴。

兽性、虫性与人性

自打《金瓶梅》流传问世，便有人将该书主人公西门庆喻为禽兽。他的巧夺豪取，他的贪赃枉法，他对女性的纠缠、占有与侵凌残害，尤其是他那毫无节制的性生活，在在都显现着类乎禽兽的特征。

这种情形又不是一种个例，也不限于男性。如潘金莲的乱伦和群奸，她以及春梅那过于亢进无法抑制的性欲；如遍及整个社会、跨越僧俗两界的贪婪，那对大小财富无耻无畏的追逐；如冷酷与嗜杀，追欢与狎妓，忘恩负义与无情反噬，都能见出禽兽的影子。《金瓶梅》展示的应是一种末世景象，而末世和乱世最容易见到兽性的泛滥：劫财杀人的艄子陈三翁八，谋害恩公的家奴苗青，构讦旧主遗孀的吴典恩，拐财背主的伙计韩道国、汤来保、杨光彦……他们的行径，又哪一种不粘连着兽性呢？文龙评曰“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亦别有一种精辟。

古典小说戏曲中常有一些禽兽的化身：白猿、黑猪、鹏鸟、燕子，甚而至木魅花妖，皆可有人间幻相，亦多不离禽兽本性。吴月娘曾多次用“九尾狐”指斥潘金莲，大约出典于传衍已久的商纣故事，那奉命祸乱天下的千年狐精，一登场便令人印象深刻，从此便成了恶毒妇的代称。而第十九回拿了老西的钱去打蒋竹山的两个捣子———草里蛇鲁华和过街鼠张胜，其行止心性，也是更像兽类的。

与兽性相伴从的还有虫性。连百兽之王老虎都可以称为大虫，则上面所列一蛇一鼠，应在虫兽之间，更多的是虫性了。像武大郎活着如虫蚁般忍辱偷生，死亦如虫蚁般飞灭，若非有一个勇武的二弟，又有谁为他报仇呢？而其女迎儿，亲父被害不去声冤，父亲死后屈身侍奉仇人，虽有一个勇武的叔叔，也绝不敢说出真相，的确是一“蝇儿”也（迎儿，源出《水浒传》第四十五回，为潘巧云之使女，与主母同时以奸情败露被杀。词话本中多处将“迎儿”写作“蝇儿”，或亦有意为之）。《金瓶梅》以一个小县城为主要场景，而市井中人最多虫性十足之辈，如老西会中兄弟常时节和白来创，如游走于妓馆间的架儿光棍，如当街厮骂的杨姑娘和孙歪头，如哭哭咧咧的李瓶儿前夫蒋太医，或也有风光得意的时候，从其生命整体上论定，怕也是更像一条虫儿。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虫性也是人性的基本内容之一。有意思的是《大戴礼记·易本命》曾以“虫”概指宇宙间一切生灵，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麟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

倮之虫，即是指人，缘此便有了“虫人”一词，“虫人万千……相互而前”（清·恽敬《前光禄寺卿伊公祠堂碑铭》：“圣贯天地，宙合百家，虫人万千，内外精粗，如左右腓，相互而前。”），写出了人类在大自然中的抗争与微末存在。唐玄宗将爱女寿安公主呼为虫娘，溺爱与珍惜固在焉，而后世诗文中多以之代称歌姬舞女，谑而虐也。“虫娘举措皆淹润，每到婆娑偏恃俊”（宋·柳永《木兰花》其三，见于《增订注释全宋词》第一卷，文化艺术出版社1997年版），柳永词句，不正似为《金瓶梅》中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儿之辈赋形写意么？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