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佩孚

“不能相信”，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事实说服自己，“不愿相信”，则是为情感和利益所囿，在事实面前也宁愿闭紧双眼。

人固有一死，对升斗小民来说，怎样去死都进不了宏大叙事。大人物就不同了，其“死法”如何，关系到生前之荣与身后之哀，史家褒贬之际，其人死法为何如往往是重要标准。正由于大人物的死法非等闲小事，所以围绕大人物之死多有疑云。

这里且说吴佩孚之死。

中国人亲近“儒商”，也喜欢“儒将”，具有“秀才”身份的吴佩孚在北洋军阀遂独蒙好感，他差一点以武力统一了全国，但终归失败。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死于北京。

吴佩孚之死极尽哀荣，据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江平的回忆，“那天几乎北平城内所有人都出来参加了吴佩孚的出殡仪式。”这种隆重，除了缘于吴氏失势后声言“不出洋、不入租界”，名誉较好之外，还有一个关键因素，当时北京城已在日人控制之下，据传吴佩孚因拒绝与外敌合作，日人恼羞成怒，借为其诊治牙疾的机会下了黑手。

然而苦无证据，这历来只是一个传说。“铁证”来得较晚。2004年第4期《百年潮》杂志刊发了一篇题为《先祖父吴佩孚的生前身后事》的长文，其中关于吴佩孚之死的叙述如下：

“1939年12月4日，北平大雪。日特头子川本会同大汉奸齐燮元携日本军医前来强行‘治疗’。家属欲阻拦而不得。……我们后来得知，当时是由我父亲扶护头部，母亲也在侧，川本、齐燮元现场监督。日医用手术刀在浮肿的右腮下气管与静脉的部位一刀割下，血流如注，先祖父顿时气绝。当时有人喊了一声：快打强心针！日医在医药包里寻找一番，表示没带强心针，旋即跳到床上‘抢救’，进行‘人工呼吸’，强压胸腔及心脏。事后想来，这番‘抢救’动作，无非是再施手脚，加速死亡。……噩耗一经传出，楼上下、院内外一片大乱，哭声震天。祖母当场昏厥。亲随张劭溥拔出手枪要打死日医，日医在众多警特掩护下鼠窜而逃。”

回忆录算是史料之一种，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尤其当回忆者与当事人系直系亲属或有直接利害关系时，史料价值之判断更应审慎。上述回忆的疑点颇多，且不说作者当时年幼，其转述的场面不能证实日人系有意加害，所谓日人上门诊治“家属欲阻拦而不得”也无法自圆其说。吴氏居北京，虽然失势，但寓所还有卫队，怎么可能连“强行治疗”这种明显的敌对行为都“阻拦而不得”？面对吴氏亲随的手枪，日医事后只能“鼠窜而逃”，这与起初的“强行治疗”是否判若两人？另从情理分析，日人谋害已经过气之吴佩孚，只见其害未见其利，精于算计的日人岂会出此？

可是这段有明显破绽的回忆却很快被史家所采信，此后关于吴佩孚的几乎所有著述均以此为据，给吴佩孚盖棺定论。

我的怀疑建立在情理之上，但也只能是怀疑而已。曹汝霖撰《一生之回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版），吴佩孚死之前，他在北京与其有过交往。曹氏写道：“后来吴佩孚因牙毒入脑身亡，还有人说被人谋害中毒，并称他不入租界为好汉。不知日人若许他练兵，他早已袍笏登场。他的得保晚节，实拜一牙之赐也。”

“吴佩孚因牙毒入脑身亡”，日本方面向来也是此种说法，但中国人相信者少。然而究竟是“不能相信”，还是“不愿相信”？“不能相信”，是因为没有足够的事实说服自己，“不愿相信”，则是为情感和利益所囿，在事实面前也宁愿闭紧双眼。

读史研史之难，正在超越情感和利害关系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