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夏代与殷商的原群与国家的形成
中国历史上国家的初次出现，当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文化遗存中显示有了集体的暴力与礼仪，若干村落集合为国家，因为有了围墙及濠沟，比较大型的村落内，也有了殿堂性质的大型公共建筑。不过，仅依仗这些考古学资料，不足以重建国家与社会的性质。[lO]
从文献资料来说，传说中的夏代，有父子继承的君主，有相当广袤的领土，也有诸侯毕集的会盟，其为部落联盟的国家，殆可无疑。联盟中的盟主夏后，有父子继承君位以维持其稳定性，也有惩治盟员酋长(如防风氏迟到而被刑)以彰显其权威，夏代的国家权力，大约相当具体。[11]
不过，夏代的史迹，大多见于传统文献的传说，至今犹未有充分十足的考古资料以重建夏代历史，因此本文也不拟多作猜测，然而，由考古学与文献资料的结合，至少可以觇见夏代或其同时代新石器文化的国家，建立在村落原群的基础上，“复群”的整体性尚未明白可见。国家与社会两橛，均未具体成形，当然也谈不上两橛之间的争衡。
商代的政治与社会，由于有了大量考古资料及甲骨卜辞的史料，遂能比较清楚。当然殷商前期的情形仍只有传统文献作为讨论的依据。殷商数百年，其中变化也不算少，单以卜辞中可以厘清的发展，已可看出社会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起伏与消长。
若由《尚书·盘庚》作为殷商中期的形态，则盘庚时代的国家，至少已经历过成汤以前的八次迁移，成汤以后又有五次迁移。商人不常厥居的缘由，今日已难考知，但可以推想商人的政治组织，并不以“地著”为其特色，当是凝聚诸群而为部落的政体。《盘庚》三篇，文字古奥，不易得到确切的意义。但《盘庚》三篇的致辞对象，并不相同，《盘庚》上篇是对于“众”的谈话，中篇对“民”，下篇又是对“众”。从语气推测，中篇最为严峻，这些作我畜民的父祖也是劳作服事“先后”的臣民。至于上篇的祖先则是商王“大享于先王”时从享的人士，下篇更指明是辅佐王室的“邦伯师长百执事之人”，要求他们安定百姓众民。[12]
如果“邦伯”指服属邦国的首长，“师长”指族群的父老，则盘庚时代的商国有双重体制。其统治阶层，贵族合称为“众”，人数不多，足可以集会于王庭。商国的人民，则是一般的“民”。
卜辞资料显示的商国，其核心的地区是大邑商附近的王畿。周既灭殷，分其畿内为三国，亦即《诗经》的邶庸卫三地。这个地区西南是河北，西北是太行山，南及今日商丘，东及曲阜之西，是晋豫鲁三角地带的黄河冲积平原。王畿之外，有若干侯国，大约西向达到山西中南及晋陕交界，南达汉水，东方达山东中部，北方则边界不清楚，却经常与山西中部的若干方国有不断的战争。这些在“外服”的侯伯，当即《盘庚》下篇的邦伯。[13]
在这一个国家格局的后面，殷商的统治事实上建立于社会组织之上。殷商王室之下有地缘的邑及人群的族。族群显然是最具体的运作单位。殷商铜器上族徽，大约即是卜辞中的多子族。册也可能是一个姓，另外又有将近十个带附加标志的册形族徽，显示族的多层结构，一个族徽可以逐层添上附加标志，当是表示一个族的分支。例如子是商王室的姓，而另外有十余个带有子形的族徽。别有册形的族徽，当是册姓的分族。甚至有一个族徽是册与子的合体，也许即是两姓结合的新族。丁山列了二百余族，以为族是军事单位。陈梦家也以为族的功能以军事为主，但是张政烺以为这些拥有上百家，数百人口的族群也可能具有屯田垦殖的功能。是以白川静以为族是商人社会的基础。[14]
如果以一族有上百户、数百人口为准，则二百余族当有数万户、十余万至二十万的人口，也许即是殷王直属的人口，由诸妇、多子、师长分别率领，分布在王畿之内。人关以前的满洲八旗，也是以各级族群，整合而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由贝勒率领固山、梅勒、牛录各级单位，兼具农战、行政与财富分配的多种功能。简而言之，这是一个部落国家，地缘的邑，并不如族群共同体的功能重要。族群以其亲缘或类似亲缘的关系为结合基础，成员生而属于其姓族或分族。是以这种社会是上文给予社会定义时所指的“原群”，性质单纯而同质，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密而不能改变。“原群”的本来区分，不论是职业分类或地位分类，终究成为相当持久的社会单位，毋怪在周人代商之后，商人分散隶属于国人分封的诸侯，商人仍以族为分属的单位，如《左传》定公四年，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记载：“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于周为睦，分鲁公以……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于国，是使之职事于鲁，……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唐叔以……怀姓九宗，职官五正……”[15]
这些亡国孑遗，分散各处，以服事新主，其中不少原是有专门技艺的手工业工人，如制陶、造旗、铸锅……的工匠，也有是专业的职官，不论哪一种起源，经历了数百年的生聚，都有宗氏与分族的组织，成为殷商社会的基础了。[16]
随着商人数百年的扩张，殷商势力范围逐渐超过王畿，不仅有了许多周边的侯国，也有若干外面的方国成为殷商的属国。例如东方的人方，大约原本与北方的鬼方、西方的羌方一样，未必服属殷商。然而，帝辛征人方的大事，由董作宾先生排列为日谱。后来又有李学勤的补苴修改，隶之于帝乙，并且以为征人方的行程在商西及西北，惟仍是逐日可考。虽然李学勤以为这次行动是军事性的征战；细案征人方日谱，全程没有作战记录，四五个月行程，只见悠闲的旅行，至多中途有些田猎之举。[17]．
不论人方在东在西，此次远征是帝乙抑是帝辛，商王能在本土之外巡狩而无战斗，大约是宣扬国威的可能性多于真正的攻战，自然可说明殷商势力的膨胀。
国力强大，当与国君的权威增加同步进行。晚期卜辞的记录，商王有了上下帝的下帝称号，有了在方国立御史的举动；小臣原是家内仆役，在后期却是政府大臣；田猎的执犬人，演变为军队的将领；政府之中甚至可能有了分曹办事的职官五正。凡此都指向殷商政府渐渐走向制度化的政治组织，商王的权威也由家长与部落首长，演变为与神相埒的君主。[18]
国家的权力，虽有此长足进展，商人以“原群”的族群为基础的社会，则始终维持其原有的功能，殷商中期廪辛的征伐羌方，动员的是王众五族。殷商覆亡时，分散于各方的商人，也仍如前述，仍是以族群为单位。[19]
是以殷商的国家似乎只是社会的外表，国家权力的运作未尝凌驾于社会之上，国家权力收夺资源及组织人力，仍藉助于社会的原群。
(责任编辑：陈冬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