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本世纪初叶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一门跨国界的以敦煌遗书、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敦煌史地为研究对象的新学科——敦煌学在世界上兴起。九十年来，中外学者的潜心研究，使这门世界上惟一以地名命名的国际显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随着敦煌这一人们关注热点的形成，198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敦煌莫高窟列入《世界遗产清单》，从而再次证明了敦煌作为人类珍贵文化遗产的价值。

　　尽管在清代雍正、嘉庆、道光年间，先后有汪灌、徐松游、许乃谷等学者注意到敦煌艺术、历史及碑刻，但毕竟还是一些皮毛的记载，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敦煌学。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在继斯坦因盗窃敦煌文书之后，法国人伯希和踏了敦煌盗宝之路。1 909年秋，伯希和带着盗窃的文物路过北京，著名学者罗振玉看了一部分敦煌遗书并得到了一些敦煌遗书照片，据此编成《敦煌石窟遗书》并撰写《鸣沙山石室秘录》，国人才始知敦煌藏经洞被发现的价值。在罗振玉、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大力奔走下，清政府的学部下令将劫余的遗书运往北京，这是我国学者对敦煌研究和介绍的开始。随后，王仁俊的《敦煌石室真迹录》、蒋伯斧的《沙州文录》等著作问世，我国敦煌学研究的第一页从1909年掀开。罗振玉、王国维、蒋们斧、王仁俊、董康、李翊灼、陈垣等第一代敦煌学家整理刊布了一批有关敦煌文献的专著和论文，为草创期的敦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自1925年起至1949年，我国敦煌学研究开始形成一定的体系。一批学者在巴黎、伦敦转录、拍摄敦煌文献，并亲自考察敦煌，充分利用了北京图书馆所藏遗书，在敦煌遗书、归义军史、唐代民间文学、石窟艺术的研究等方面有了重大突破。刘复的《敦煌掇琐》收录敦煌文献104种；陈垣的《敦煌劫余录》汇集了北京图书馆藏8679卷，是我国学者编撰的第一部大规模关于敦煌遗书的目录书；贺昌群的《敦煌佛教艺术的系统》对敦煌艺术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是国内有关阐述敦煌石窟艺术的第一篇重要文章。此外，还有王重民的《巴黎敦煌残卷序录》和《金山国坠事零拾》、向达的《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何正璜的《敦煌莫高窟现存佛洞概况调查》  （最早的一份内容总录）、谢稚柳的《敦煌艺术叙录》、姜亮夫的《敦煌经卷在中国学术文化上之价值》等研究著作和文章。画家吴作人、关山月、黎雄才先后到敦煌临摹壁画，并撰文介绍石窟艺术。1941 年，张大干率亲人门生前往敦煌。他清理了309个洞窟，按从南到北的顺序为洞窟所编的“张氏编号”是莫高窟6种编号之一。他临摹了大量敦煌壁画，并在成都、重庆、上海展出，对敦煌艺术的弘扬起厂十分重要的作用。

　　1944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国家正式有专门机构保护、研究敦煌艺术从此开始，所长常书鸿和史岩、李浴、董希文、苏莹辉、段文杰、孙儒乱、史苇湘、李承仙、霍熙亮等一批美术工作者前往敦煌进行文物保护，壁画临摹，学术研究。这一阶段比较引人注目的是敦煌学的宏观研究得到承视。1930年，陈寅恪首次提出了敦煌学这一概念，在为《敦煌劫余录》所作的序言中，陈寅恪说：“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二十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法英，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开始，敦煌艺术研究所改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受文化部领导。由于国家的大力支持、重视，敦煌学研究取得丰硕成果，我国在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保护等方面走在了世界前列。敦煌学家向达、梁思成、周一良、阎文儒、宿白、常任侠、史岩、李浴、段文杰、史苇湘、阴法鲁等对敦煌艺术进行多方面研究。主要学术著作有《敦煌史地杂考》、《敦煌壁画与佛经》、《敦煌艺术概论》等数十部。临摹壁画近干平方米，先后在印度、缅甸、捷克、波兰、日本等国家展出，反晌强烈。遗书研究方面，王重民的《敦煌曲子词集》、周绍良的《敦煌变文汇录》、任二北的《敦煌曲初探》、王重民等的《敦煌变文集》、中科院历史所的《敦煌资料》等一批高质量的资料专集和研究专著出版。

　　“文革”结束后，随着“敦煌学热”的兴起，全国成立了一批专门研究机构，并培养了一批中青年研究人才。1984年1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础上成立了敦煌研究院，北大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室、北京图书馆“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北京资料中心、兰大敦煌学研究室、西北师大敦煌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敦煌学研究室等机构和一批学术团体陆续成立。与此同时，兰州大学、杭州大学、武汉大学、南京大学等近二十多所大学开设。敦煌学”课程。1999年，随着“国内第一个敦煌学”博士点在兰州大学设立，标志着敦煌学研究和高层次人才培养跃上了新的台阶。

　　作为敦煌学勃兴的标志之一，这一段的学术活动十分活跃。从1982年起，仅在甘肃举行的大型学术会议有敦煌文学研究座谈会、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 1983)、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语言文学会分会1 986年年会、、敦煌石窟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等。这些学术活动涉及敦煌学的方方面面，不仅汇聚了中国学者，而且日本、新加坡、印度、美国、德国、法国等十多个国家的敦煌学家也云集一起，为推进中外合作、共同提高敦煌学研究水平起到了十分頁要的作用。此间，敦煌学资料的整理和刊布出现了一批重要成果，如《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  《敦煌大藏经》等的出版、整理和许多单位公布的所藏敦煌遗书目录等，都推动了敦煌学的发展。与此同时，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问世，尤其是敦煌研究院的《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段文杰的《敦煌石窟艺术论集》，北大、武大、兰大、敦煌研究院等一批著名学者的专著，代表了敦煌学研究的国际水平。作为中国敦煌学一部分的台湾敦煌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重要成果。从六十年代起，台湾就开始培养专门研究敦煌学的硕士、博士。台湾的敦煌学研究中心等机构先后举办了几次很有影响的敦煌学国际讨论会，出版了《敦煌宝藏》、《敦煌丛刊初集》等著作，已形成了一支强有力的老中青研究队伍。

　　在海外，法国的敦煌学研究，一直在欧美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沙畹、马伯乐、伯希和、戴密微、谢和耐、苏远鸣、艾丽白、饶宗颐等著名学者，在敦煌文物文献的整理研究、敦煌文学、佛学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影响。日本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也是引人注目的，主要经过资料的收集、整理、刊布到敦煌遗书、石窟艺术的研究和综合研究，成果非凡，其中1980年开始编纂的《讲座敦煌》的13卷本巨著，使“全世界东洋学界瞠目”，几乎动员了日本全国的敦煌学专家参与。此外，前苏联、美国、英国、南朝鲜、德国、印度、丹麦、挪威、瑞典、加拿大、匈牙利、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对敦煌学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总之，敦煌学兴起九十年来，经过中外学者不懈的共同努力，国际显学——敦煌学已取得辉煌成就，敦煌艺术和敦煌学已载入了世界文化史、文明史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