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正如今天不少从负面批评辛亥事变的人自己指出的：像保路运动那样的事，不仅不是革命党独力发动，甚至也不是革命党加立宪派再加传统会党就能搞得成的。盛宣怀首先得罪的是四川的地方官绅，包括后来成为革命对象的四川督、抚。这些传统势力的“捣乱”，使得那些认为清廷铁路国有化做得对、保路运动没那么强、因此也不该肯定的人振振有词。但从另一面来讲，没什么宪政导向的保路运动就瓦解了清王朝，完全没有宪政导向的传统动乱不也一样会导致这种结果吗？清朝本来已是末世趋乱，民国不过是未能止乱、以“真共和”替代这种王朝循环而已，对此感到遗憾是应该的，但为此苛责革命、似乎没有革命天下就乱不起来，那就大可不必。

以宪政取代专制是政治现代化的逻辑必须，但宪政之路不好走。我前面说过，世界史上“封建”传统的民族（如欧洲、日本）通过君主立宪实现宪政的成功率较高，而像中国这种中央集权帝国，君主立宪少有成功。晚清立宪派的努力是非常可贵的，过去思不及此，应该反思。但是立宪不成，革命发生了，其中因素很多，后人也没有必要强分对错。实际上，那时立宪派与革命派也没有过去说得那么对立。过去为鼓吹革命就要痛骂立宪，现在有人为肯定立宪又痛骂革命，同样都是片面的思维。欧、日各国走君主立宪之路，也未必一帆风顺。最顺利的英国也折腾了几十年，日本就更不用说，明治维新下面的“大正民主”昙花一现，很快演变成军部专政，不要说给日本，给世界都惹下大祸，后来还是在美军占领下回到宪政之路的。中国辛亥革命后宪政没能扎根，重演了历朝的乱世，所谓“宁作太平犬，不为乱世人”，说是水深火热也不为过，这是一个面相。

总而言之，民国作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乱世，具有一切乱世所具备的灾难图景，说民国未能结束这一切，是可以的；说民国导致了这一切，或者说是辛亥革命导致了这一切，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