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俄罗斯的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传统，形成了旨在捍卫国家根基、国家各项制度、限制言论自由和获取各种信息、压制异己思想的书报检查制度的各种不同形式和方式。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布尔什维克党也确立起自己的书报检查制度，这是整个苏联时期书报检查制度的开端。尽管在事实上整个苏联时期始终都存在着书报检查制度，然而，无论是苏联官方还是苏联社会都对书报检查制度讳莫如深。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学者才有了对苏联时期书报检查制度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可能性，一批以解密档案文件为根据的研究成果在苏联解体之后相继问世，使世人对此段历史有了深切了解。

俄国著名作家、政论家柯罗连科于1900年认识了作为革命者的拉柯夫斯基，并一直跟后者保持着通信联系。他在1919年5月18日写给拉柯夫斯基的一封信中诉说道：“向您说实话，对于任何官方的出版社，包括布尔什维克的出版社，我内心是很难一下子接受的。对于作家，特别是对于一名以写作为生的作家来说，最珍贵的就是完全不依赖于任何政权。而你们布尔什维克现在就是政权，而且不必讳言，是一种经常压制其他信仰的政权。因此，可以理解，独立作家的第一个冲动便是在出版作品时回避‘官方’的印记。我对自己说，我们的制度经常变动，但是应当有这样一些使生活不应中断的生活领域。这样的领域之一就是书籍的传播。”

1922年6月6日，人民委员会颁布了法令《关于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的章程》，成立一个新机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其建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之下，归人民委员会管辖。出版总局具有怎样的职能呢？该章程第一条作出了回答：“为了统一对出版物的一切形式的书报检查，特成立教育人民委员部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其地方机构亦隶属于教育人民委员部各级地方机构。”俄罗斯历史学家日尔科夫于200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专著《19—20世纪俄罗斯书报检查制度史》一书中认为，该章程的内容表明，“社会主义的言论自由的理想在现实的打击下灰飞烟灭了”。

苏联书报检查的内容和对象可谓包罗万象，从各种书报文献出版物到讲稿、报告、展品、无线电广播、各种演出活动、广告、音乐录音制品，甚至境外邮件，无一不在检查之列。在检查了境外运入的或者通过邮局邮寄的书籍和印刷品之后，书刊检查官——政治编辑会采取以下处理办法：一般情况是列入拙劣作品类销毁它们，还有就是准许输入或者允许邮入，还可以将它们转入特别收藏。在此之后，涉外部门的负责人还要进行抽查，尽可能地发现下属工作中的“毛病”。从1947年开始实行这样的操作办法：每个涉外部门的书刊检查官都配备两个戳子——上边都刻有特别号码的三角戳子和六角戳子，根据它们就可以确定检查者的名字。三角戳子打在准许放行的出版物上，而六角戳子——用书刊检查官的行话来说就是“垫圈”或者“螺母”——则打在被禁止的出版物上。工作人员可以在书上印两个六角戳子：“打两个垫圈”这一行话不仅意味着书籍被禁止，而且表明该书籍保存和发行的特殊密级条件——是“特藏中的特藏”，这类书只可以交付给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克格勃、外交部的工作人员。

在苏俄政权初期被当作临时措施的书报检查制度及其措施，在后来非但没有被取消或者废除，反而日渐完善。日渐固化和完善的书报检查制度给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第一，对事实的篡改。苏联书报检查制度常常根据政治生态的变化而篡改甚至删除历史。比如，1949年，“鉴于各地方的要求”，一道解释说明随之而来：“对于包括前言、后记、书刊简介、文章以及所有作品都必须停止刊用的那些人的画像和照片在内的出版物，各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自己就可以进行修正，而无须报刊保密检查总局下达专门的指示。”

第二，对文化的摧残。比如，仅1925年一年，出版总局和列宁格勒出版局就查禁了221部书籍；1926年查禁了4379期国外期刊、5276部书籍和2674件印刷品邮件。

1950—1952年，根据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决定，各地书刊检查机关对

收藏在各州图书馆和一些高校图书馆里的这类图书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这种检查的结果，是成千上万册包括17—18世纪极其稀有的书籍因为“意识形态上不合乎规范”而被销毁。

第三，制造冤假错案，加剧社会恐怖，为苏共亡党、苏联解体埋下了祸根。比如，印刷厂的工人就常常生活在恐惧之中。关于排版印刷错误的案件逐一被呈交到国家安全部，1947年，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局长向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报告莫斯科“红旗”印刷厂发生的“令人气愤的事实”：1947年《年轻的集体农庄庄员》杂志第1期出现了“愚蠢地篡改”诗歌《幸福》中的文字——应当是“1920年..列宁在布良斯克森林巡猎”，却打印成了“1920年..列宁在布良斯克森林下仔”。报告中引用了相当多这样的例子。实际上，这些案件并没有秘密蓄谋，但是这没有意义，“罪人”的命运是比较悲惨的。

第四，随着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被移植到东欧各国，作为苏联现实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书报检查制度也随之被移植到东欧各国，其弊端给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也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