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2年的10月前，白修德获得的河南饥荒情况，只有一些只字片语的传闻。在坊间、国民政府举办的高级酒会以及外国记者的聚会上，他能够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信息：

“我听见一个河南来的人说……”

“我看到一封洛阳来的信……”

以记者的敏感，白修德向重庆的国民政府高官进行过求证。而所有这些传言，都得不到证实。

自1940年迁都重庆后，为了确保战区的军粮供给，国民党当局实行了在各省“征实”(即直接征收粮草等生活物资)制度，还规定虚报灾况的要予以重惩、征实有功的予以嘉勉。

这种奖惩制度，等于引导各省“报喜不报忧”。据《河南文史资料》记载，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勇敢地为民请命。据当时的河南一区行政督查专员杨一峰的回忆，1942年初秋，杨一峰在到河南鲁山述职的路上，“目睹飞蝗遮天，野无青草；灾情惨重，人民卖儿卖女。”

随即，河南各界由省赈济会发起，推派杨一峰在内的三名代表到重庆去，“呼吁减免征实配额，拨粮赈济灾民”。

到了重庆，他们发现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报告中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他们就此事质问李培基，李支吾以对。

事实上，蒋介石早就接到过河南军政官员上报的灾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视而不见。他关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粮。他当时的一份批示明确表露了个人态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绅，文电纷驰，申报水旱灾况，或称赤地千里，或称田庐漂没，一方请求豁免征购，一方请求巨款赈济，然究其实际，则其间多数地区，虽或略有灾歉，大都以少报多，以轻报重，过甚其词，张皇入告。操其心迹，官吏则藉报灾荒，豫图减轻征课之责任……”

根据多年从事1942年河南大饥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资料，早在1942年八九月间，蒋介石就已从军方李家钰、蒋鼎文那里，得知了河南的灾情严重，军粮征缴困难。为了挽救局面，他赶到西安附近的王曲军校，主持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

河南省官员对军粮配额讨价还价的结果。蒋介石当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运输工具，打开粮仓，把存粮迅速地东运河南”，以解决河南驻军的粮食问题。同时决定，把对河南农民的征粮数额由500万石减为250万石。

但是到了粮食部长徐堪那里，河南的军粮配额由250万石变成了250万包。一石合小麦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让河南的军粮配额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这个标准超额完成了征粮任务的河南粮政局长卢郁文，还得到了蒋介石的嘉奖。

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庆召开的国民参政会上，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将所收集的河南灾民所吃的榆树皮、观音土、雁粪等带到大会上当众展示，涕泣陈情，并领衔联名提出了《河南灾情惨重，请政府速赐救济，以全民命而利抗战案》，河南的灾荒才得到了国民政府的确认，派要员前往勘察灾情，赈济灾民。

看重庆，念中原

10月的一天，交友甚广的白修德从美国大使馆一位外交官那里，看到了一封来自洛阳和郑州的传教士的信件。

从这封信中，白修德才第一次确信，河南正在发生大饥荒。

来不及实地采访，白修德把这封信的内容改编了一下，写成了一篇稿子《十万火急大逃亡》，用电报作为急件发回纽约的《时代》周刊总部，这篇报道于1942年10月26日刊发。

“这篇报道应该是经过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审查的，因为文章里并没有明确提出政府救灾不力，只是客观陈述了河南的灾情。”宋致新分析。

白修德在这篇文章里，引述了两位外国传教士在河南的所见。

“传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在郑州写道，‘教堂前，有六个小孩被他们的父母绑在树上，为了让这些孩子在大人要饭时不要跟随着造成拖累。”

“天主教传教士保尔·于斌上周从重灾区返回重庆，在洛阳，他看到成捆的树叶被卖给饥民当食物，一块钱一捆。一个农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让大家吃上一顿饱饭，然后告诉他们，刚才吃过的饭里已经下了毒药。”

……

同时，白修德也在这篇稿子里简述了当时国民党政府的一些救灾措施，“中国政府正紧急从陕西调运100万石种粮，同样的数量来自安徽。政府一面劝说农民不要吃掉种粮而是留着播种，并向他们保证赈灾物资的供应正在紧急办理之中。”“政府已经筹措了1000万法币用于直接救济并且命令农业部速筹种子粮给灾区”。

在文章的最后，白修德做了一个不够准确的判断：“不管重庆的决策有多么迅速，所有的救济措施都因古老中国乡下的迟缓效率而备受阻碍。”

但是这篇报道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很快被淹没在同时发生的众多国际大事中：苏德战争的斯大林格勒战役陷入胶着、非洲战场上的阿拉曼战役开打……甚至宋美龄访问美国时的出色演讲，都比这篇语焉不详的稿子更具吸引力。

即便是白修德自己，也没有料想到那时的河南已经成为了人间地狱。

更难以想象的是，由于国民党当局严格的新闻封锁，当时的国内媒体，竟然没有对河南的灾荒进行详细客观报道。

一直到12月份，时任《大公报》记者的张高峰被派到河南。

“他从四川途经西安时，就看到成千上万的河南难民往陕西涌。洛阳城街头到处都是骨瘦如柴的乞丐。更让张高峰恼怒的是，灾情如此严重，县政府还逼着农民纳粮，交不出粮就抓到县政府痛打，还逼灾民去卖地抵租。”宋致新说。

于是，张高峰以眼见耳闻的事实写了一篇通讯，叫《豫灾实录》，发表在1943年2月1日的重庆《大公报》上。

第二天，《大公报》就发表了社长王芸生字字血泪的社评《看重庆，念中原！》。

王芸生在文中写道：“忆童时读杜甫所咏叹的《石壕吏》，辄为之掩卷叹息，乃不意竟依稀见之于今日的事实”。

就是这两篇稿子，戳到了蒋介石的痛处，他即刻下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根据王芸生后来的回忆，他当时对蒋介石的做法不是很理解，他曾向时任蒋介石秘书的陈布雷询问，而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严令河南征缴不得缓免。”

《大公报》因报道河南饥荒被停刊的事件触动了白修德。凭着对国民政府的新闻管制和蒋介石行事方法的了解，他认定河南灾荒的惨重超乎想象，在重庆所得到的信息远远不够。

白修德决定到河南实地采访。于是，他拉着好朋友、《泰晤士报》记者哈里森·福尔曼一起，向国民政府新闻处提出了采访申请。他们得到的批准并不是到河南，而是“乘陇海路火车从宝鸡经西安到达黄河和陇海路所经过的潼关。”

直面饥荒

潼关，是白修德、福尔曼灾区采访的第一站。

在潼关车站的那一夜，“到处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我们的周围满是挤成一团的农民。”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