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第五人为徐锡麟

　　为革命活动筹集经费，是辛亥革命前政治上反对力量面临的最大困难。当时，康有为的保皇派与孙中山的革命党在海外争夺华侨资源时甚至到了斯文扫地、大打出手的地步。国内的同志，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光复会在上海成立，蔡元培做了会长，但光复会在经费上一直很紧张。徐锡麟野心大，能力强，在草根中的威望也很高，于是，蔡元培就派从弟到绍兴找徐锡麟，商量经费的事情。这两人最后商量出了一个抢银行（钱庄）的方法来。

　　抢银行需要人和枪，这枪由徐锡麟的一个学生出钱购买，但还需要训练行动人员的开枪技术。这就要有个掩护，于是筹划设立武备学堂的想法就出来了。在武备学堂的名义下，可以用体育训练的名义把各地素有反志的会党招来训练，而且将来抢了银行，钱财也有地方放。

　　不过，这个计划最后并没有实施，原因是当时掌握射击技术的人太少，而且也没有会驾驶技术的人才，准备的难度太高。之后，徐锡麟等人的念头又从抢银行转到了武装举事上，徐锡麟还曾设想过一网打尽的做法，就是在武备学堂成立大会上把绍兴当地官员都找来，然后一举歼灭。这个念头被陶成章打消了，陶成章认为浙江不是战略要地，举事没有意义，非得有南京、安徽等各地呼应才行。而要实现皖浙大起义，就必须在人员、军事技术上做大量准备。

　　在陶的建议下，这个原来为抢银行准备的武备学堂终于变成了为起义准备的大通师范学堂。最终，爆发了清末着名的丁未年安庆举事和浙江起义。

　　革命党的筹款行动，除了徐锡麟的抢银行外，还有同盟会湖北分支的盗金佛。湖北分支的主要领导人有焦达峰、居正等。他们在武汉活动，最后闹得"坐食山崩，资金不敷",于是在居正的启发下，焦达峰和居正一起去蕲州一带一个香火很旺的达城庙踩点，计划将庙里的金菩萨偷走，把金熔化了卖钱。开始踩了两次点都没有机会下手，最后一次终于下手了，还带了几个大力士和一些工具，兵分两路向达城庙进发。焦达峰那一路只有三人，先到了目的地，因为等不来另一队（当晚下暴雨），就先下手，在庙的后面打了一个洞，进去以后把金菩萨扳倒了，结果由于人手不够，并且有用的工具在另一队，这三人弄了一个晚上，只把金菩萨的一只胳膊卸了下来，天亮之后，挟着金菩萨就想开溜，可惜庙附近的农户（也是庙的信众）起得太早，没有机会了，只好把金菩萨扔到了水塘里，然后狼狈逃窜。路上停下喝水时，队伍里的一个大汉还被闻风而至的粮差抓了，不过大汉又借机逃脱了。因为有个同志知晓会堂行话，和粮差能有另一层面的特殊沟通。

　　比盗金佛更离奇的是下蒙汗药。当时有个湖南人叫邹永成，刚从日本回来，去武汉看望革命同志孙武，见焦达峰叹息经费之事，于是提供情报说他的婶子有很多值钱的首饰。这群为了伟大事业献身的革命者，开始把眼睛盯到了这些首饰上。他们设法从新军里弄来了一些麻醉品，放到这位婶子的早饭里，想把她麻倒之后再从容取其首饰贡献于革命。结果，等到孙武、焦达峰一干人马按时行动时却发现这位婶子"立于堂前，言笑自若".行动又一次宣告失败。

　　像这样的故事，常常使我们回想起水浒里的故事。即使水浒里的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在孟州卖的是人肉包子，即使它是无论哪种文明都无法容忍的残忍，他们依然成了替天行道的梁山好汉。这其实是我们国家一种悠远长久的造反文化：当天下被无道的昏君蹂躏备至的时候，揭竿而起、替天行道总是具有无比的合理性。

　　这种造反文化里的一个突出特征是：目的高于手段。只要目的合理，手段可以不论。革命造成的混乱、纷争甚至残酷，都是通往美好社会的必需代价。对此发出哀叹的是妇人之仁，革命制造的各种牺牲不但是值得的，而且是如此的堂堂正正，以致革命的历史学家会不厌其烦、事无巨细地一一记录，以供后世瞻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