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和信件准备好之后，如何送达调查团又是一个难题。因为必须有国联调查团认可的人，能够证明交信人的真实性才可以。凭借爱国小组社会名流的身份和单位，他们赢得了国际友人的帮助，介绍了在法库基督教区做牧师的英国人倪斐德博士从中引荐。倪斐德是国联调查团团长李顿的亲戚，且为人侠义，他大义凛然地对刘仲明说：“我若因此而死，也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4月25日，倪博士从法库来沈，径直到大和旅馆拜见李顿。当晚，倪博士邀请李顿到大西边门外一经街谭文纶牧师家共进晚餐。席间，他把刘仲明等人写给国联调查团的信交给李顿，并介绍了签名人员的职业、地位、声誉、品质，表明这些人都有卓越的识见，有独立的见地。第二天下午，调查团全体成员欣然到沈阳英国领事馆，审阅这份证据汇编。次日，日本人主编的《盛京时报》报道：“昨日下午，国联调查团去沈阳英国领事馆开会，直到下午六时许。调查团员离领事馆时，俱面带笑容，似深感满意的样子。”

　　调查团带着比较满意的调查成果离开东北。1932年10月，《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发表。报告书对日本极尽袒护，具有鲜明的重新分配中国东北势力范围的倾向。但鉴于确凿的事实，报告书不得不承认日本的侵略行径和伪满洲国的傀儡政权性质，指出九一八之夜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日方于事变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争，此计划于九月十八日至九月十九日之夜见诸实行……”在1933年2月24日国联表决大会上，几十个国家代表全部投票赞成调查团决议，只有日本反对。日本恼羞成怒，宣布退出国联。

　　《真相》的发现

　　长期以来，中国国民政府、新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以及当年的当事人也多方寻找这份档案，但仿佛石沉大海，没有一点线索。

　　史料的获得，得益于巩天民的后人在美国学医过程中对图书馆系统越来越精通，他们把目光锁定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国际联盟的珍贵历史资料就存放于此。他们最终联系到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的管理者，几番邮件往来之后，最终锁定编号为“EASBOBX OWS23011-12000，N09811-231”的资料即为当年的“TRUTH”，它被图书馆工作人员称为“抗议者的材料”。2008年6月26日，巩天民的孙女巩捷从德国驱车前往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首次见到这份资料。厚厚的资料收在蓝色包裹内，包裹表面已经褪色，但红色丝线绣着的“TRUTH”依然清晰。这份资料同1932年国联赴华调查团发表的报告书放在一起，作为附件，已经静静地尘封在联合国日内瓦图书馆70多年。巩捷提出查阅请求时，馆员感叹道：“你是第一个来查阅这份档案的中国人！”巩捷一行在激动中谨慎地为它拍照、录影、复制，终于把这份珍贵的沉甸甸的影印资料带回祖国，让它有机会继续向世人讲述九一八所开启的沈阳之悲，东北之惨，中国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