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实际的阶级斗争",几乎可以概括毛泽东的毕生业绩，也即其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题解。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引起争议最大的便是其阶级斗争学说。一些学者拘泥于在中国历史上找不到《共产党宣言》中所谓"自由民和奴隶、贵族和平民、领主和农奴"等典型社会阶级，现代工人与资本家在当时国内人数又很少，且阶级对立并不严重，因而认为马克思主义不合中国的国情。梁漱溟便持此说。对于"阶级斗争"这个外来名词与概念，毛泽东的理解则非常"实际":"无论那一个国内，天造地设，都有三种人，上等，中等，下等。""贫富贵贱就是阶级","富人的钱不让穷人花"就是阶级对立。促使毛泽东这样看问题，正是革命在客观上的要求。他指斥梁漱溟观点的要害就是反对革命，是"帮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把贫富差别视为阶级矛盾，中国历史乃至中国问题就容易解释了。毛泽东说，我们向来读中国史，不注意阶级斗争的事实，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呢？如秦二世时，起来革命的陈胜、吴广是农民。汉高祖是流氓，也是无产阶级推倒贵族阶级的革命。太平王洪秀全号召广西一班失业农民起来革命，大有社会革命的意义。大家只知道打倒他的是清政府，而不知真正打倒他的主力军，却是地主阶级。这里说的"无产阶级",是指那些没有财产者；而"贵族阶级"也非西方的概念，但穷人反富人、下等人反上等人的斗争或曰革命，确是从来就存在的事实。进而毛泽东用最切合中国实际的语言道之：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

　　《共产党宣言》在论述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时，认为农民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的";恩格斯晚年着《法德农民问题》再次强调小农是"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残余",并批评法国社会党的纲领迁就了农民。至于工人阶级与农民的联合，他只谈及可以将农业工人"争取到我们这方面来".领导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列宁，提出争取农民、工农结盟的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俄国农民在革命中对工人和士兵的斗争支持很有限，对立却不少。把农民当作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力军，则是毛泽东在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中的一大创造，也是他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贡献。他看到，"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而现实也是如此。张国焘回忆，毛泽东在中共三大上发言说，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他还证以中国历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农民暴动为主力。中国国民党在广东有基础，无非是有些农民组成的军队，如果中共也注重农民运动，把农民发动起来，也不难形成像广东这类的局面。毛泽东之看重农民，是看重其（主要指贫农）最有革命的要求，"最听共产党的领导".如他所言，"中国的农民运动乃政治争斗、经济争斗这两者汇合在一起的一种阶级争斗的运动。内中表现得最特别的尤在政治争斗这一点，这一点与都市工人运动的性质颇有点不同。都市工人阶级目前所争，政治上只是求得集会结社之完全自由，尚不欲即时破坏资产阶级之政治地位。乡村的农民，则一起来便碰着那土豪劣绅大地主几千年来持以压榨农民的政权（这个地主政权即军阀政权的真正基础），非推翻这个压榨的政权，便不能有农民的地位，这是现实中国农民运动的一个最大的特色。"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国农民甚至比英国或美国的工人还要好".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毛泽东给了"最革命"的贫农以最高的评价："没有贫农，便没有革命。若否认他们，便是否认革命。若打击他们，便是打击革命。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没有错。"是呵，在一个要求革命的国度，有什么比革命的要求更宝贵呢？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中共决定独立开展武装斗争，毛泽东原拟被调往上海的党中央机关，他回答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这便是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开端。他的做法与俄国经验不合，也必然同按共产国际指示办事的党中央领导人发生分歧。上了井冈山的毛泽东曾委婉地抵制上海中央说："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在彻底战胜了王明等"国际派"后的中共七大上，毛泽东直言地总结说，中国民主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不要把"农民"这两个字忘记了；这两个字忘记了，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其轻"本本"重"实际"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

　　中国农民何以革命性最强呢？毛泽东指出，因为他们在地主阶级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下极端的穷苦。"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其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所进行的分析，也始终以"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作为尺度，这里有两个要点，一是穷富程度，"有富的，有贫的，也有最贫的";二是与此相关联的"对于革命的态度".如他把自耕农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有"余钱剩米的",这种人发财的观念极重，对革命取怀疑的态度，是小资产阶级的右翼；第二种是"可以自给的",他们也想发财，对革命取了中立的态度；第三种是"每年要亏本的",这种人精神上痛苦很大，颇有推进革命的力量，是小资产阶级的左翼；对贫农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有比较充足的农具和相当数量的资金，每年劳动结果，自己可得一半，能勉励维持生活，其革命性优于自耕农而不及另一部分贫农。所谓另一部分贫农，则既无充足的农具，又无资金，肥料不足，土地欠收，送租之外，所得无几，他们是农民中极艰苦者，极易接受革命的宣传。在充分肯定贫雇农革命性的同时，毛泽东还对失业农民--"游民无产阶级"即兵、匪、盗、丐、娼等社会群体给予了特别的注意，认为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毛泽东对"无产阶级"的认识和理解，同样首先是着眼于其"无产（即没有财产）"和革命性两个方面："因无产的不安而发生共产的要求，已经成了一种事实。"从此一基本点出发，他在很长时间里并不严格区分无产阶级革命与农民革命，且常常将"无产阶级"一词冠于农民革命者头上，本文前面已引述过他的这类言论，又如他讲起自己十分心爱的小说《水浒》，说"梁山泊宋江等人英勇精明，终不能得天下者，以其代表无产阶级利益，不容于现时社会，遂致失败。"他称贫农等为"半无产阶级",并认为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直到建国后理论界提出意见，才取消了这个提法。他的名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是于建国后修订时，才在对"工业无产阶级"的评价中加上了"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这样的话。这确有客观上的原因。在革命战争年代，作为讲究实际的革命家，其对社会阶级的分析、判断，第一位的东西必然是革命还是反革命及其革命性的强与弱问题。至于该社会阶级在何种生产方式中处于何种地位、代表何种性质生产力等类问题的研究，显然不如前者那么紧迫。况且人的社会存在决定其意识，生长于农家、战斗于农村的毛泽东在建国后仍坦率地承认，自己过去只会干一件事--阶级斗争，对现代大工业没接触过，不懂。原版本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对工业无产阶级着墨不多，估计了其人数：二百万，只及"农业无产阶级"（指雇农）的十分之一；说其有两个特点，一是"有组织的集中",这涉及到了无产阶级所代表的生产力性质问题，但毛泽东看重的是这个特点在革命中的重要性；二是他们"失了工具剩下两只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买办阶级，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奋斗".越贫穷才越想革命，因"无产"而要求"共产",这使毛泽东相信，"农民是喜欢共产的",那些曾经跟他出生入死干革命的广大贫雇农群众，也必然有着干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积极性。他后来力排众议，加速农业合作化，进而率领国人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坚定信念正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