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6年，唐高宗改年号"乾封",大赦天下。但朝中不少大臣都反对把流放到边疆的官员列在大赦名单之中，原因很简单：这些人回来后对他们现有的地位无疑是一种威胁。至于武则天，同样也不敢大赦流放到边疆的大臣。众所周知，她在向权力中心攀爬的过程中，对付反对派一般有两种手段：一种是直接干掉，另一种就是贬官流放。假如这次连流放到边远地区的官员也大赦了，这些人回来后还不继续找她的麻烦？

　　这样一来，李义府也就得不到大赦的恩惠了。

　　经过此事，李义府彻底明白，武则天也舍弃他了。很快，李义府就在郁郁寡欢中病亡。

　　李义府这么一个才高八斗的才子，本应有所作为，在唐朝政坛上大展宏图，却最终被牢牢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这固然是其胡作非为、狂妄自大的必然结果，但另一方面，外部因素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假如李义府不是长期受到老牌贵族的睥睨与排挤，特别是受到长孙无忌的致命打击，他也不至于走上另一条道路；假如武则天与唐高宗不是出于合力打击政敌的需要而对李义府一再纵容，他也不大可能成为一个奸相。而李义府的倒台，也充满了政坛翻云覆雨的悲剧意味。说到底，李义府就是一个在从政的道路上，被时势改变而学会了顺应的读书人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