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德拉是南非首位黑人总统，被尊称为南非国父。他从一名囚犯到一个自由的人，从一位追求解放的斗士发展为推进和解的热心人士，从一个政党领袖到一位国家总统，致力于推进国家的民主进程和发展。他是南非乃至全世界范围内追求公正、公平和尊严的化身。本文摘自《曼德拉传》（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安东尼·桑普森着）。
自由的意义
曼德拉的非洲民族主义思想依然丝毫未变，他为自己的民族和历史而自豪，并一心希望夺回他们应有的权利。但他从不放过任何发展盟友的机会：白人自由主义者、印度的甘地信徒和基督教教士。他最有力最忠实的伙伴是共产主义者，他们在1953年成立了南非共产党。南非共产党由多民族组成，与白人党派和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组织风格迥异，其中部分成员对革命并不支持。但由于当时冷战升级，比勒陀利亚对"法定共产主义"下了特殊定义，全体南非共产党都会被视为更甚于非国大的危险革命分子，因而吓退了其他的潜在支持力量。
在非国大改革的下一阶段，即《自由宪章》的准备运动中，共产党人将被进一步妖魔化。南非自由主义者和许多西方支持者都将这一章程视作一个典型的共产主义策略，该策略意在利用非国大领袖易轻信他人的弱点，借助非国大力量进行宣传，从而逐渐在群众之中获得影响力。但冷战如同一面放大镜，扭曲了这个观点。《自由宪章》的矛头开始指向南非白人和非洲人中的狭隘民族主义者，而非资本主义或西方民主党人。对曼德拉和他的许多同事来说，《自由宪章》 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它让非国大摒弃了种族主义观念，并成了非国大接下来40年活动的重要宣言。
但《自由宪章》最终的版本并未沦为《共产党宣言》的翻版。很久以后，曼德拉依然认为这是一份"由人民大众拟定的章程".它不是自上而下的产物，这也是它至今仍未被束之高阁的原因所在。他坚信"民众在某些方面比政治家要进步得多",他还惊奇地发现，群众之中并没有多少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都相信南非属于所有南非人民。
《自由宪章》很快获得了独立的力量。它的完整宣读一直拖到了1956年4月在奥兰多的一次大会上。《自由宪章》最终在大会上通过。当时南非白人政府正在推行其种族独裁政策，所以《自由宪章》 无疑是扮演了非国大反种族主义宣言的角色，它的通过可谓一大胜利。曼德拉在一年后写道："在我国历史上，民主力量第一次暂时搁置种族、意识形态、党派关系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别而全面摒弃了种族主义。"但《自由宪章》 的通过是以激烈纠纷为代价的，这次纠纷直接导致了非国大两年后的分崩离析。
1956年6月，全国大会召开一周年之际，曼德拉在《自由》杂志的一篇文章里对《自由宪章》给出了自己的解释。曼德拉文中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者对 《自由宪章》的诠释大部分吻合，且曼德拉认为，章程是一份革命性的文件，只有打破南非现有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才有可能战胜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困境。
叛国罪和温妮
自1955年6月全国大会的突击搜查之后，政府扬言要进行大规模搜捕和审判。1956年4月，司法部长C.R.斯沃特通知议会，称警方正在调查严重叛国行径，约200人将会落网。
1956年12月5日，曼德拉在清晨被一阵敲门声吵醒，门外是3名白人警察，他们以叛国罪逮捕了曼德拉。接下来的10天，又有各种族的155名国会联盟领袖成员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曼德拉对此并不吃惊，但他没料到的是，随之而来的竟是一场马拉松式的审判，他所有的政治和法律活动因此受阻长达5年之久。全国大会的主要成员基本全部入狱。此外，自由党人没有插手全民代表大会，因此没有遭到搜捕。所以，遭到审判的白人基本都是共产党人，这为政府的马克思主义阴谋论提供了证据---但同时也让非洲人相信，共产党人是他们共同进退的盟友。
但是搜捕行动绝不是儿戏。全体犯人被带到约翰内斯堡山顶的监狱"要塞"之后，警察决定羞辱他们。包括德高望重的卢图利、马修和卡拉塔在内的所有人都被迫一丝不挂地在院子里站了一个多小时，等待一名白人医生问话。此情此景让曼德拉想起了一句俗语："人靠衣装。"如果说好身体是成为领袖人物的必要因素，那么囚犯之中符合条件的人寥寥无几："只有少数几个人年轻时拥有沙卡或莫修修那样的体格。"曼德拉的纳塔尔同事马萨巴拉拉·耶恩瓦用一块毯子遮住身体，口中唱着一首歌颂沙卡的祖鲁赞歌。其他囚犯静静地听着，一向以沉着着称的首领卢图利突然用祖鲁语叫道："是沙卡！"而后也开始跟着一起唱起来，其他人还跳起了舞，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是祖鲁人。"我们追求的都是民族独立，"曼德拉回忆说，"对我们自己的历史的热爱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在曼德拉记忆中，南非历史虽短而叛国行为却不少。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些南非白人站到了德国人一边，后来被判为叛国。南非白人政府不愿将自己的族人正法，马兰上台之后，所有在二战中犯有叛国罪的囚犯都获释了，其中最为声名狼藉的就是纳粹分子罗比·莱布兰特。曼德拉也清楚，他们对待黑人政敌就没那么宽容了。他认为政府也不一定相信被告真的犯有叛国罪：说到底，《自由宪章》宣布的都是文明社会普遍接受的准则而已。然而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政府的目的就是让全国大会领袖消停几年。
不过这场审判所耗费的时间之长超乎曼德拉的想象。审判被推迟到1957年1月，这次漫长的审判使得法庭上不同种族的被告走得更近。"它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凝聚力。"很多人所推崇的多种族伙伴关系竟在那时得以实现。不管政府利用什么手段将他们送上法庭，他们现在都可以反驳说，这是一次
团结的、真正不分种族的运动。
审判之初，曼德拉就已经回复到了单身状态，他和伊芙琳的婚姻已经破裂，双方不欢而散。伊芙琳回忆，曼德拉时常一句解释都不给便夜不归宿，有一次还差点把她掐死---曼德拉对此断然否认。曼德拉涉足政坛越深，对伊芙琳便越冷落。第一次被逮捕之后，曼德拉在保释期内回家，发现伊芙琳已经离开，房子里空空荡荡，连窗帘都不见了。他们的两个孩子马克贾托和玛卡兹维对此深感不安，曼德拉还要试图安慰他们。
曼德拉的朋友都在猜测他是否会再婚，因为他们经常看到曼德拉与一些女性在一起。鲁思·梦帕提是曼德拉的女性朋友之一，她是曼德拉律所的秘书，为人机智。另一位是莉莲·尼戈伊，她是非国大妇女联盟的领袖，足智多谋且有魄力，同时也是这起叛国案件的被告之一。与他们二人相熟识的海伦·约瑟夫说，这两人就是天作之合。
然而最终俘虏了曼德拉的不是什么经验丰富的政坛人物，也不是任何一个引得曼德拉和伊芙琳大动干戈的女人，而是一个新人，一个年仅22岁的社会福利工作人员，比曼德拉年轻了整整16岁。她的名字叫作温妮·诺姆扎蒙·马迪克泽拉，来自蓬多兰的比扎那，她的父亲哥伦布·马迪克泽拉是一位校长。温妮的部落尼古特亚那是蓬多兰最强大的部落之一。她的曾祖父曾是纳塔尔的酋长，后来才脱离了沙卡的祖鲁军队，来到比扎那定居。温妮的祖父马兹恩吉酋长是一个富商，有29个妻子，后来皈依了卫理公会。温妮的母亲据说有白人血统，对宗教有着狂热的信仰，她在温妮9岁时去世，留下了9个子女，此后，温妮的父亲就严格按照卫理公会教徒的方式来培养她。她的父亲与她一向比较疏远，倒是她的祖母和外祖母对她影响更深。"温妮专横独断的风格是从她的祖母那里继承来的，"温妮的好友法蒂玛·米尔说，"而她对漂亮服装的喜爱以及爱干净的习惯则比较像她的外祖母。"
1953年，温妮来到约翰内斯堡参与社会工作。她住在叶普街的援手招待所，在简·霍夫迈尔社工学校学习。温妮天资聪颖，两年之后就成了巴拉瓦纳斯医院的第一位黑人社工。她喜欢交际，活泼开朗，对衣服和鞋非常着迷。后来温妮说："我必须成为一个体面的城里姑娘，必须有魅力。"
温妮在约翰内斯堡参加了几个托洛茨基分子的联合行动会议，她的兄长就属于这个群体，但温妮自己依然与政坛保持着距离。一天，她与朋友一起去法院，看见身材高挑的曼德拉走进了法庭，围观的人群开始轻声叫出了他的名字。不久之后，巴拉瓦纳斯医院的一名护士阿德莱德·特斯古都将她引荐给了曼德拉。
曼德拉显然被温妮迷住了，一直盯着她看。第二天，曼德拉就以托温妮为叛国罪审判辩护基金会募集资金为由邀请她共进午餐。
曼德拉愿意尽一切可能与温妮共处："我一边向她献殷勤一边向她灌输政治思想。"曼德拉回忆说。他还花了一番心思把温妮从情敌手里抢回来，而这个情敌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侄子兼对手凯撒·玛坦兹马。曼德拉还把温妮介绍给自己的政治伙伴，包括印度人和白人。审判期间，他们都不知要如何对待这个看上去天真无邪的姑娘，她很健谈，喜欢漂亮衣服，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似乎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曼德拉从来没正式向温妮求过婚，但温妮仍在相处不久之后就嫁给了他。温妮的家人对她这个冒险的决定很是担心。"我的父亲对这桩婚事完全持反对态度。"温妮后来透露说，"我的姐妹们听到消息都哭了，她们求我不要嫁给一个年长自己这么多的人。"温妮的家人都告诫她说曼德拉以后一定会入狱，她则会沦为"打理家中房屋并定期去探视他的工具".
但他们彼此相爱。当时曼德拉已经与伊芙琳离婚，1958年6月，温妮成了他的妻子，那时距离他们相识只有一年。尚在封杀期内的曼德拉获得了6天的特批假期，允许他回特兰斯凯举办婚礼。
曼德拉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了审判法庭，年轻美貌的温妮与法庭沉闷乏味的气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面带微笑的夫妻二人站在一起极富戏剧效果，似乎他们不属于政界，而属于娱乐圈。曼德拉也从此有了新的形象：他不仅仅是一位律师和革命者，也是一个钟爱妻子的丈夫。
与温妮在一起，曼德拉的生活充满激情，但这也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加大了未来的不可预见性。很快温妮便意识到政治在曼德拉的生活中占了多大比重："他根本不能匀出时间来与我共处，这点他装都懒得装。"她还回忆说："在我的记忆中，结婚之后我从来没有体验过家的感觉，从没像别的新娘那样有自己的丈夫相伴。你没办法把纳尔逊从民众那儿拉回来---在他心里，斗争和国家永远排在首位。"
温妮不久便加入了妇女斗争运动，斗争的力量也日渐强大起来。当时政府强行要求妇女携带通行证，只对非洲男性提出这样的要求以限制他们的行动自由。于是妇女运动的力量便开始发挥作用了。非国大成立了南非妇女联盟，隶属非国大妇女联盟。1956年，非国大妇女联盟组织了一次示威，共2万名妇女参加，她们来到比勒陀利亚的联合大厦将一份请愿书递交给总理汉斯·斯奇顿。这些妇女是唱着圣歌来到比勒陀利亚的："斯奇顿你在玩弄妇女，但多行不义必自毙。"温妮加入了非国大妇女联盟在奥兰多的分支机构，而且很快就出人头地了。劲 敌
叛国案件的审判依然在进行，曼德拉陷入了非国大成立45年来最可怕的政治危机之中。它会让非国大分崩离析，并威胁曼德拉的政治地位。全国大会之后，非国大一直忍受着南非民族主义者，或者说"泛非主义者"的恶意攻击，他们反对《自由宪章》，还号召非洲人采取军事行动，并停止与共产党人和其他种族的一切合作。
曼德拉和同伴们依然被无休无止的审判程序折磨着。虽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政府要放弃对此案的审理，但1957年12月，即听证会进行一年之后，公诉人撤销了对被告之中61人的诉讼，其中竟然包括卢图利和坦博。由于曼德拉作过军事演讲，所以他仍在剩下的95人之列。辩护律师要求撤销整起案件的诉讼，但政府却指派了一名新的公诉人---前任司法部长奥斯瓦德·皮洛，此人是个反共主义者，生性好战，二战时期曾公开宣布支持纳粹。奥斯瓦德称，现在有证据表明南非已被卷入一场危险的阴谋，整个国家已岌岌可危。
当韦塞尔宣布此案证据充足，可提交比勒陀利亚最高法院审理时，曼德拉才意识到之前坚信公诉方不可能胜出不过是自己一厢情愿，事实上他与其他被告都有可能锒铛入狱。此案看似荒唐，公诉人喋喋不休，侦探无能，对共产主义的定义也荒谬无稽，但这一切可笑因素背后隐藏的是政府最终的阴谋：给这群被告强加一个罪名，借此机会将他们逐出政治舞台。
非国大与泛非主义者的彻底决裂发生在1958年11月，这次决裂是否可以避免？其实曼德拉的家庭医生尼塔多·莫特拉纳本可以出面调停。莫特拉纳精灵古怪，说话语速极快；他曾与曼德拉一起在青年团共事，并参与了藐视运动。他是个企业家，信奉资本主义。曼德拉回忆时称："他是个头脑敏捷的商人，从头到尾都非常精明。"莫特拉纳不信任白人共产党员，但与泛非主义者罗伯特·索布克韦交好。索布克韦是他的病人，曾在他的手术室里召开过会议；但是莫特拉纳反对分裂，认为非国大内部一旦发生分裂，那么整个非洲的自由进程就倒退了："我告诉他们不要逃避白人---他们应该留在非国大并与白人作斗争。"
审判再次开始，其间休庭开庭无数，曼德拉的未来变得更加无法预知，他的法律工作也很难再继续下去。多数非国大领袖的行动都由于审判或禁令而受到了限制。但是1959年6月，他又收到一纸为期5年的禁令，将他的活动范围限制在他的家乡纳塔尔。英国外交官伊利诺·艾默利在伦敦表示，禁令赶走了"最谦逊最温和的非国大领袖",必将激起更极端的行为，届时可能整个非国大都要受禁令限制。《纽约时代报》公布了卢图利的档案，称南非政府挑选了一个"有价值的敌人",新上任的美国大使菲利浦·克劳比他的前任要精明得多，卢图利收到禁令三个月后，菲利浦去格鲁特威尔拜访了他。但是西方外交官对曼德拉等主战派的非国大领袖还是敬而远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