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中国人民"表示慰问的，还有广州的孙文"大元帅".他致电日本国摄政裕仁亲王（即日后的裕仁天皇）："值贵国京城和国家遭受空前灾难，造成生命财产损失之际，请接受中国人民的深切慰问。"同时，他还给他的日本朋友们犬养毅、福田雅太郎、大仓喜八郎、藤村义郎、久京房之助、头山满、莹野长知、宫崎寅藏家属等，致信表示慰问。

　　已经下台避居在天津的段祺瑞，也成立了"救灾同志会",通电北京中央政府、南方孙文、各省军政长官及各团体，号召"广为劝募",赈济日灾。

　　而在遥远的东京，那名来自温州的华工黄子莲，已经在遇难地边上的荷花田内躲藏了一天。这天早上，他从剧痛中苏醒过来，推开了压在身上的同伴尸首，艰难地躲到这里，一整天都拿荷叶顶在头上，避免被日本人发现。乘着夜色，他赶紧离开此地，在七丁目（地名）找了一间空屋躲藏。

　　此时，饥寒交迫的黄子莲并不知道，从北京发出来的电讯已经传遍了全中国，包括他的家乡温州在内，一场轰轰烈烈的大救援正在启动。黄子莲最为渴望的食品、衣物，将大规模地运到日本，分发给灾民。

　　在政府的强力动员下，中国各界达成了罕见的一致行动。日本驻华使领馆一时门庭若市，前来慰问和表态的人络绎不绝。日本驻华的商业机构、民间团体等，也收到了无数的慰问电、慰问信和慰问品。

　　正在天津的梁启超于9月3日发出通电："救灾恤邻，责无旁贷，谓宜尽吾力所能逮，迅派军舰商船，募易服食各物，驰往急赈".

　　上海《晨报》在9月3日发表题为《日本大震灾》的社论："我国国民宜速组急赈会，募集巨款，特派大规模之救护团，驰往赈济，并切实调查灾况，如有缺乏粮食衣服之事，尽量输赠，万一灾后发生时疫，亦当派遣十字队前往医护。款项愈多，人员愈众，时期愈速，则救之范围愈广，效果亦愈大。"

　　同日，《民国日报》社论标题为《吊日本地震惨灾》，《申报》社论标题为《悲日本地震大火灾》。中国新闻界几乎一致呼吁民众，为日本地震灾区尽己所能献出爱心。

　　9月5日，《民国日报》呼吁《中国人急宜救济日灾》，"此次日本巨灾，固然是日本的大不幸，然能因此恢复日中亲善，保持东亚永久和平，在中国固有益，在日本也不能谓无利。""好义之声，一呼百应",希望日本人能"谅解中国人民的好感".到了9月23日，这家报纸更是"希望日本在这次震灾中，领略人类同情心的福音，上下交勉，和中国做一个道义上的朋友".

　　上海各界发给日本的慰问信、慰问电，充满了关切之情。

　　震前摩擦

　　此时令中国人柔肠寸断的日本，不久前还在令中国人咬牙切齿。

　　这一年，日本本应归还租期届满的旅顺、大连。旅大是由俄国在1898年强租的，租借期限为25年，正好在1923年到期。日俄战争后，日本打败了俄国，就继承了这个租约。但是，对于25年的租期，日本人并不满意，他们希望永久持有这两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军港城市。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二十一条",遭到袁世凯巧妙地拖延。在国际压力下，日本放弃了部分要求，最终以武力为后盾，逼迫袁世凯政府签订了条约，这就是所谓的"民四条约"（民国四年签订），其中规定"将旅大租借期限及南满、安奉两铁路管理期限延长为99年".

　　对于刺刀威逼下签订的"民四条约",从袁世凯开始，中国历届政府都坚决不承认其具备法律效力。在引发"五四运动"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也对此进行了力争，坚决否定"民四条约"的合法性。1922年年底，在旅大租期即将届满之前，中国众议院、参议院先后通过议案，重申"民四条约"无效，得到无数民间团体支持，要求中央政府尽快对日交涉，收回旅大。

　　3月10日，中国外交部照会日本外务省及驻华公使，声明取消"民四条约",并接洽收回租期届满之旅大，但遭到日本拒绝。全国一片哗然。3月17日，在国共两党及其他社会知名人士推动下，上海成立了"国民对日外交大会",宣告"日本犹固执不逊，即实行经济断交".

　　3月24日，又成立了一家"上海对日外交市民大会",由各路商界联合会、上海总商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工会等21个团体组成，通电全国，在未收回旅大前，全国对日经济绝交。"既云经济绝交，则不仅禁止购用日货而已，实含有与日人断绝一切社交之意味。既云断绝一切社交，则凡日人在华所营之事业，吾人皆应与彼脱离关系。如不受日本公司雇聘，不登广告于日本新闻，不载货于日本商船，不向日本公司保险，不向日本银行存款，不收受日本纸币，不往日本医院治病均是也。"（上海《总商会月报》）。

　　对日经济绝交立即席卷全国，上海、北京、济南、合肥、武汉、长沙、厦门等地相继推行，日本对华出口额大幅萎缩，"天津一埠损失约1200万元，上海约4000万元，通计各埠损失，已达1亿元。再就日本本年6月份全国贸易观之，输入计超过输出9600万元".（中国旅日学生"旅大收回后援会"报告）

　　但是，日本政府并未妥协，他们一方面宣称这是"排日仇日"行为，要求中国政府严加取缔，另一方面则以牙还牙，在宜昌和长沙先后开枪射杀中国民众，酿成"宜昌惨案"和"长沙惨案".双方关系日渐紧张。

　　日本大地震的消息传来后，"经济绝交"的组织者们，试图将抵制日货与赈济日灾分别对待。上海总商会表示："恤邻与自卫，并行不悖。"上海中华书局进德会提出："此次日本震灾，为近世大劫，吾人本人类互助及救灾恤邻之谊，理当援助，颇闻同人中有以国耻为恨者，须知不忘国耻，是一事，人道主义又是一事，不妨并行，且此次可为吾人仁义之试验，进德之途径。"

　　在实际操作中，"恤邻与自卫"不可能"并行不悖",随着全民动员救援日灾，"经济绝交"实际上无疾而终。

　　慷慨解囊

　　政府号召下，全国人民积极响应。进入民国之后一直分崩离析的中国，出现了罕见的凝聚力，上下一心、南北协力。

　　上海总商会决定，"购办面粉一万包，米三千包",并垫付611万元，由顾馨一、荣宗敬购置面粉及装船，虞洽卿办理报关。招商局则派出"新铭"号轮船免费运送。他们的效率非常高，在9月3日当天，满载着面粉和大米等第一批救灾物品的"新铭"号，就起锚驶往日本，这成为日本接受到的国际第一笔援助，也成为与美国军舰同时到达的第一批国际船只。

　　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理事长庄得之、医务长牛惠霖，亲自率领"男女医士四人，救护员八人，书记会计各一人，女看护士四人，队役四人，现款二万元，药料等品十余大箱",于9月8日乘日轮皇后丸起程前往日本东京参与赈灾工作。这是到达日本灾区的第一支国际医疗救援队伍。

　　京剧大师梅兰芳发起成立了"全国艺界国际捐赈大会",余叔岩、杨小楼等明星都参加了义演，为日本赈灾筹集了5万元大洋。"上海伶界联合会"也在"新舞台"开展两天的义演，由何丰林、盛竹书、汪精卫、史量才、虞洽卿、叶楚伧、张季鸾等人赞助。上海书画保存会通过拍卖，为日本赈灾筹集款项，拍卖的画作包括会员们收藏的唐寅（唐伯虎）、刘墉（刘石庵，即"宰相刘罗锅"）、吴昌硕、李梅庵、钱季寅等名家精品。

　　上海县教育局、教育会发起成立"救济日灾会",上海县立各小学都成立了"募捐队",除向学生及家长募捐外，孩子们还"手执'救命'、'恤邻'等字样小旗，沿途演说，挨户劝捐，精神充足，言论切当，路人颇义之".

　　北京各界于9月5日在中央公园"来今雨轩"集会，北京银行公会捐助10万元购买米面3万石。世界红十字会中华总会决定拨付5万元赈灾，派代表携带粮食、衣物、药品赶往日本。天津方面，直隶省长王承斌召集天津商界人士会商援助日本灾区。天津红十字会、天津报界公会等纷纷行动，筹粮筹款，支援日本。广州、南京、东三省等都捐出大额粮食、物品和款项。

　　在段祺瑞的"救灾同志会"成立仪式上，倪嗣冲、周学熙、靳云鹏、曹锐、曹汝霖、张勋、鲍贵卿等出席并捐款，当场筹集了价值10万日元的款项，次日直接汇给日本首相山本权兵卫。此外，担任直鲁豫巡阅使的曹锟，捐款5万元，3万元为赈济日人，2万元为赈济旅日华侨、留学生；两湖巡阅使吴佩孚、湖北督军肖耀南各捐款2万元；江苏省长韩国钧、直隶省长王承斌、松沪护军使何丰林、安徽省长吕调元、浙江督办卢永祥、浙江省长张载阳等均捐款1000元至1万元不等……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