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

　　龚自珍的长子龚橙（字孝拱，号半伦），在晚清学界是一个名声很大又存在巨大争议的人物。即使在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对他的评价仍然言人人殊，难以定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人把他和英法联军焚烧圆明园一事牵扯在一起，说他是引导外国人焚园的罪魁祸首，因此骂他是汉奸、卖国贼；有人则认为并无此事，龚橙是被忌恨者所诬陷的。

　　此事究竟孰是孰非，在正史中很难找到材料来说明，野史笔记小说里却众说纷纭，正反两方面都有，而持贬损态度的居多，如：

　　庚申之役，英以师船入都，焚圆明园，半伦实同往，单骑先入，取金玉重器以归，坐是益为人诟病。（《新世说·任诞第二十三》）

　　或曰圆明园之役，即龚发纵指示也，以是不齿于人，晚年卒以狂死。（《南亭笔记》卷六）

　　《新世说》是民国初年出版的一本很有名气的笔记小说，作者易宗夔也是个名声响亮的报刊作家。《南亭笔记》则是赫赫有名的官场讽刺小说《官场现形记》的作者、晚清四大小说家之一李伯元的遗着，于民国初年出版。龚橙引导外国人焚烧圆明园这件事，经他们一宣扬，便"三人成虎",在一些人的脑子里定了格。

　　当然，持不同意见和看法的着作也有。如孙静庵的《栖霞阁野乘》一书写到此事时，就提出过不同看法；蔡申之在《圆明园之回忆》一文中，也公开为龚橙做过辩护（《中和月刊史料选集》第一册）。但他们的书籍和文章的影响毕竟没有前两书大，作者的名气也远不如前者，最主要是，他们拿不出有说服力的证据，加之人们宁信其有不信其无的心理使然，于是近百年来，不少书籍和文章写到圆明园被焚事件，仍然人云亦云，将龚橙贬得一无是处。有的甚至骂龚橙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对他肆意攻击和丑化。

　　赵烈文日记里的龚橙

　　笔者最近读了龚橙最要好的朋友赵烈文的日记，却发现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龚橙。

　　据《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所记，"烈文于交游中，与龚孝拱最昵。咸丰五年，始相识于曾文正南昌营中".龚橙是赵烈文最要好的朋友之一，诚然不错，但他们的相识时间，其实更早。据赵烈文《落花春雨巢日记》记载，咸丰五年（1855）五月初六日，他们就有相互走访；两个月之后的七月初九日，两人还正式交换了帖子，成了结拜兄弟。他们不仅是无话不谈的朋友，而且结伴去江西之前，还是隔河而居的邻居，有什么事需要商量，在家门口就可把对方喊出来。咸丰五年冬天他们结伴去江西，首先抵达的，也不是曾国藩"南昌营中",而是位于九江市附近的"南康营中"（今江西省星子县）。在赵烈文日记里，这些都有明确详细的记载。

　　另外，咸丰十一年（1861）三月二十六日赵烈文追述自己早年的师承关系时，曾说："癸丑年（咸丰三年）遭乱，吾时年二十二岁，遂辍举业，稍探古学，常请益于族兄伯厚（赵振祚）先生及诸友人周君弢甫（周腾虎）、刘君开孙（刘翰清）、龚君孝拱（龚橙），至今稍有知识，二三子与有力焉！"照此说来，龚橙与赵烈文不仅早就熟识，而且有师生之谊。

　　六年后的咸丰十一年（1861）八月，赵烈文来到安庆，再入曾国藩幕府。在此之前，龚橙因为识满文、蒙古文，又熟悉了解外国情况，被英使威妥玛（历任上海副领事、上海海关第一任外国税务司、驻华公使等职务）聘为秘书。他和赵烈文走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赵烈文和龚橙再一次相见，是同治七年（1868）二月十三日，地点在上海。龚橙脱离威妥玛后，因恃才傲物，为众人所排挤，最后流寓上海，郁郁不得志。这天天刚亮，因事到了上海的赵烈文派人与龚橙取得联系，不久，龚橙就叫了一台轿子来迎接。老朋友相见，要说的话分外多。但这天谈得最多的是与外国交换条约的事。龚橙告诉赵烈文：这次与英、法、俄等国交换条约，外国列强"要求颇甚，非止铁路、电线各条，盖借以生衅，非寻盟也".哪里是诚心交换条约，分明是寻衅闹事。又说："英酋威妥码（玛）奉急旨，征回（奉命回英国）议事，约三月可到，换约已展至九月，其中甚不可测。"又说，在外国列强中，"以俄国兼并之念为最急",日本也有趁火打劫之意。

　　更让龚橙担忧的是：外国列强虎视眈眈，做好了寻衅闹事的准备，而我们中国"各在位（各位掌权者）方泄泄沓沓，视如无事，惟恭邸（恭亲王）心知之，亦无能为谋",所以"真可一喟"!他们谈了整整一天，直到傍晚赵烈文才告辞。

　　第二天，赵烈文再到龚橙那里久谈。这次主要是谈中国高层的腐败无能。龚橙说：恭亲王贪得无厌，其用人行政，"不过供外人之指索，无所谓求贤待用，备预不虞之事也".言谈中充满了忧国忧民之情。

　　丁日昌向曾国藩进谗言

　　同年四月间，赵烈文陪曾国藩游无锡、苏州、昆山等地，最后到达上海，又与龚橙见了面。在上海期间，赵烈文曾向曾国藩推荐龚橙，希望曾国藩能够见见他，然后留他在幕府做事。曾国藩答应了赵烈文的请求。

　　历来看不惯龚橙为人的江苏巡抚丁日昌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向曾国藩进谗言说：同治元年（1862）曾国藩答复朝廷预修和约的奏折，英国人之所以能够详细了解其中的内容，就是龚橙将其卖了。曾国藩一听，非常恼怒。

　　丁日昌又要其下属、上海道道员应敏斋告诉龚橙说：曾大帅怀疑你出卖了他的奏稿内容，这时你去见曾大帅，不仅自取其咎，而且必有奇祸。龚橙当即询问赵烈文有没有这回事。赵烈文只得一面向曾国藩做解释工作，说同治元年的奏稿许多人都见过，英国人耳目又多，哪里需要凭借龚橙的告密才知道其中的内容；一面答复龚橙说：已向曾国藩解释清楚了这件事，他不会因此责怪你的，所以还是力劝龚橙前来见曾国藩一面。

　　龚橙此时虽然穷困潦倒，很需要得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他骨子里有股天生的傲气，又生就一副叛逆的性格，于是主动放弃了见曾国藩的机会，赵烈文自然感到非常遗憾。

　　离开上海后，曾国藩由水路返回金陵，赵烈文则请假顺道回了苏南家乡。五月三日赵烈文返回金陵，见到曾国藩后，再次为龚橙辩诬，然后说："二月份我在苏州见到江苏巡抚丁日昌（江苏巡抚衙门驻苏州），他亲口对我说打算聘用龚橙；四月我在上海向老师推荐龚橙，他却在老师面前告龚橙的黑状，其言语之反复，一至于此！前几天我再次路过苏州时，丁日昌说：这都是因为应敏斋与龚橙矛盾很深，所以他才特意在老师面前说了龚橙一通坏话。"赵烈文于是问曾国藩："事实果真如此吗？"曾国藩告诉赵烈文，龚橙出卖自己奏稿的话，都是丁日昌对他说的，不是应敏斋。赵烈文一听，气愤地叹息说："其诬罔又如此。噫，以封疆大吏而所为一婢妾之伎俩，吁，可危矣哉！"

　　作为堂堂一省之巡抚，丁日昌竟然和龚橙如此过不去，自然让赵烈文十分气愤。《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说："此后孝拱益困窘，烈文每资助之。"

　　龚橙与赵烈文失和

　　赵烈文和龚橙最后一次见面，是光绪元年（1875）赵烈文称病辞官回乡之后。

　　光绪二三年间，龚橙多次来到江苏常熟虞山赵烈文家中，说是有一批尊彝瓦当及碑拓之类的金石拓本文物，想带来赠送给赵烈文。赵烈文知道龚橙家里藏品甚丰，早年又见过他的瓦当一种，非常精异，就表示愿意一观。当然，他哪里会让龚橙白送，到时肯定会计价给钱的。不久之后，龚橙果然带来一批文物，其中虽然不乏精品，却没有几件是赵烈文很想要的，这就使得他非常为难：接受龚橙的馈赠，心里过意不去，将其全部买下来，内心又不情愿。再说赵烈文辞官回乡之后，各项开支很大，家里积蓄已经花得差不多了，哪有闲钱将这些文物全都买下来？龚橙见此，非常失望，于是"不辞而别".（《陈乃乾文集·赵烈文言行摘记》） (责任编辑：陈冬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