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这种混杂的人种优势，正是这种胃口的胡化倾向，唐代的文治武功，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高峰。加速了边外属国的归附，推动了胡人内迁的涌入，也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贞观之治、开元之治的黄金时代。随着民风民俗的广泛传播，衣食住行的深入渗透，以麦面为主的中原人，在择食主张上多近胡人。

　　毕罗者，番中毕氏、罗氏好食此味。（唐·李济翁《资暇集》）

　　今衣冠家名食，有萧家馄饨，漉去汤肥，可以瀹茶；庚家粽子，白莹如玉；韩钧能作樱桃毕罗，其色不变；有能造冷胡突鲙，鲤鱼臆，连蒸诈草，草皮索饼；将军曲良翰，能为驼峰炙。（唐·段成式《酉阳杂俎》）

　　中土人本来擅长于制作面食，曾几何时，也时尚胡风起来。记得贺知章初到长安，投师访友，出明珠为贽见之礼，主人了不在意，嘱童持去鬻胡饼数十枚，众人共食之。可见这种潜移默化的作用，岂能低估？由此，可以看到长安城里的原住民，不得不按照地道的西域风习，来调整自己的胃口。

　　因为着眼于摄取更多的动物蛋白，膳食结构发生变化，使得国人的体质，气质，精神，心态，也在嬗变之中。肉食增多，势必带来某些人种学上的演化。唐朝男人的豪放自信，唐朝女人的妩媚可爱，正是这种食物结构成分发生了变化的结果。

　　这个结论，很可能使有识者嗤之以鼻，但一杯牛奶，改变一个民族，却是发生在二十世纪日本的事情，那是有目共睹的。

　　在《资暇集》中，有一则《熊白啖》的故事，你便懂得唐人的好胃口了。

　　贞元初，穆宁为和州刺史，其子故宛陵尚书，及给事已下尚未分官，列侍宁前。时穆氏家法切峻。宁命诸子直馔，稍不如意则杖之。诸子将至直日，必探求珍异，罗于鼎俎之前，竞新其味，计无不为。然而未尝免挞斥之过者。一日给事直馔，鼎前有熊白及鹿修，忽曰："白肥而修瘠相滋，其宜乎？"遂同试，曰："甚异常品。"即以白裹修改之而进，宁果再饱。宛陵与诸季望给事盛形于色，曰："非免免笞，兼当受赏。"给事颇亦自得。宁饭讫，戒使令曰："谁直？可与杖俱来。"于是罚如常数。给事将拜杖，遽命前曰："有此味，奚进之晚耶？"于是闻者笑而传之。

　　熊白，即熊的脊肉，极嫩极肥，鹿修，即风干的鹿肉，极干极韧，两者性质不同，炒蒸以后，却效果奇佳，鲜美异常。据说，现在到西安吃仿唐菜，还可以点到这道名品。试想这么一位老爷子，每顿食肉，食不好，还要敲儿子的屁股，固然可讽之曰"肉食者鄙",就知道那张嘴，而无远谋深虑，但不也感觉到他那粗鲁豪悍的可爱乎？

　　什么时代，什么胃口，胃口是决定出汉子，还是出侏儒的关键。这也是清人顾亭林在《日知录》里早就感慨万分的话题，他说：

　　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

　　顾炎武所说的一朝一朝的式微，我不禁想起晚清大学士徐桐，这位给老佛爷策动义和团扶清灭洋、提供理论依据、掌握宣传舆论的教父，庚子事变期间，尽管风烛残年，不得不每日进宫，以备慈禧垂询。可他，家住崇文门外，坐在轿里，往北抬，花市有洋人的教堂，他不能路过；往西抬，东交民巷有洋鬼子，更不能路过；往南抬，绕路而行，又避不开当时北京的红灯区八大胡同，可谓步履维艰。他那顶只好远走永定门，再经西直门，然后才从西华门进宫的轿子，成为京城的一个笑话。

　　一个人，为其狭隘的教义活到如此委琐凿枘的地步，这个朝代，不亡何待？

　　这位老夫子，活了一辈子，闻夷色变，视洋为敌，闭目塞听，拒绝变革，如防洪水猛兽那样，抵制一切外来的新鲜事物。于是，倘若有谁端来唐朝穆宁吃得眉飞色舞的那盆"熊白啖",拦住那顶笑话轿子，捧过去，基本上已是一具政治僵尸的他，绝不敢举筷尝上一口的。

　　因此，好的胃口，包含着宽容、博大，体现着接受、吸纳，意味着消化、摄取，代表着健康、活力。对一个人来说，足以雄壮体格；对一个朝代来说，足以强健精神；对一个城市来说，足以鼎盛壮大；对一个国家来说，足以生生不息。

　　唐朝伟大，在于唐朝从不挑食的好胃口，这一点，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