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出旗后的生存能力及适应性

　　在确定汉军出旗人员时，易为人们所忽略的是，清廷也将出旗人员的生存能力作为判定出旗资格的一项重要标准。如乾隆十三年（1748年），清廷因（汉军人等）祖父曾外任置有房产，及在外有亲属可依赖为生，“潜往各省居住者，颇自不少”,因而明降谕旨“听从其便”.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准在京八旗汉军，驻防内别载册籍收养子、开户人等出旗为民，入籍何处听其自便，本身田产准许带往。汉军京官外任绿营员弁及文职等官现在捐纳候缺人员，闲散进士、举人、生员，翻译进士、举人、生员等，俱准其为民。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又准六品以下现任文职汉军官员及兵丁闲散人等，情愿改籍者，转行各该省州县收入民籍，并议准，“八旗汉军从龙人员，如直省有可依靠之处，任其随便散处，愿为民者听”.由此可见，清廷并没有对出旗的汉军人员完全采取不管不顾的态度，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挑选有较多资产和谋生能力的人员出旗，其本身自有财产亦准许出旗人员携带出旗，以备谋生之需，其用心可谓良苦。但在八旗制度下，长期保持的单一军事职能使绝大多数汉军人员缺乏谋生技能，即使略有资财，也在出旗后的日常生活中消耗殆尽，逐渐陷入贫困之中。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汉军出旗也并不是完全被动、强迫的结果。早在康熙中期，八旗汉军就不断爆发要求改善粮饷待遇的斗争，甚至以“逃旗”相抗争。至乾隆初年，除汉军旗人外，许多满、蒙旗人也加入了逃旗的行列。据乾隆十年（1745年）的统计，仅山海关、热河、张家口等地一年之内，“各处报逃之案，竟有二百五十余起之多”.尽管清廷为此制定了严格的规定，对逃亡八旗人丁甚至以逃人论处，但仍无法完全制止。加之生计日艰，清廷审时度势之下，也就不得不准许汉军出旗。

　　三、结论

　　乾隆时期，八旗汉军出旗所引发的汉军身份变化是清廷调整社会内部矛盾和对各集团利益重新分配的必然结果。当然，它与清廷对待汉军的一贯态度也是直接相关的。清朝统治者虽然宣称“满汉一家”,但内心深处仍然带有难以逾越的民族观念。同时，汉军的出旗无论对汉军、满洲还是清代社会的发展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八旗汉军的出旗是一种在盛世笼罩下的潜在危机的暴露，清王朝在入关之初对八旗采取的“恩养”做法，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王朝中期以后，限于维护国家稳定的需要以及少数民族政权特有的民族思想，清廷对八旗生计问题始终拿不出一个既能治标也能治本的解决办法。乾隆中叶的汉军出旗虽然在短时间内缓解了这一矛盾，使得出旗为民的汉军较早获得了养赡自身的谋生本领，并对改善八旗制度内外的汉军旗人生存状况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也有助于维护满洲正身旗人的利益和保持八旗制度的正常延续。此外，汉军出旗也使得八旗内部的分利群体缩小，造就了一个利益目标更为一致、凝聚力更强的核心统治阶层，从而维持了康乾盛世的延续。总的看来，彻底解决八旗生计问题的办法只能是从根本上颠覆八旗制度，但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这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且八旗制度在当时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清政权稳定的基础。在此情形下，乾隆帝只有因地制宜，将八旗内部族属差异较大，也最容易安置的汉军派遣出旗为民。当然，乾隆帝的出旗政策是由其所处时代的特殊性和本民族的利益关系所决定的，也是其一贯施政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乾隆帝的为政风格是“仰承皇考诒谋远略，一切章程，惟有守而不失。间或法久弊生，随时酌量调剂则可。若欲轻议更张，不独势有不可，亦朕之薄德，力有所不能”.在此执政原则的指导下，八旗生计问题愈演愈烈。拖延之下，到道光时期，八旗问题已积重难返。国家统治的军事基础在大厦将倾前率先崩塌，清王朝的灭亡也就不可避免。

　　其次，八旗汉军是清代游离于旗人与民人之间的尴尬利益群体。这种尴尬主要来源于有清一代，作为征服者的满洲与中原汉民族间持续存在的矛盾与冲突。一方面，汉军具有满洲贵族统治中国所不具有的特殊优势，他们可以起到满人难以达到的特殊作用。另一方面，八旗人满为患，解决旗人生计的现实问题又迫使清廷必须采取确保满洲既得利益和根本地位的应变策略。在这种两难情况下，八旗汉军因为“其初本系汉人”的特殊身份被朝廷首先抛弃。这一特点在八旗汉军出旗标准的选定以及出旗后遗留兵额的分配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其中，与清廷关系较密切的京畿禁旅八旗采用自愿原则，出旗人员较少，而且出旗后补偿优厚，甚至出现了在京出旗后到地方加入驻防的奇怪现象。而驻防八旗则基本采用命令手段强迫出旗，善后事宜的安排也远不及京旗的妥善严谨。

　　乾隆朝以八旗汉军为中心的出旗政策实质是清初形成的势力集团间利益的再分配，也是清廷面对八旗体制内部积压近百年的各种矛盾的一次尝试性解决。八旗汉军作为清代统治集团内部实力最弱，与满洲统治集团关系最为疏远，也是最有可能顺利完成出旗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受到了削弱，但同时也孕育了变革的萌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