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即位后，山西巡抚诺岷和布政使高成龄提出将山西每年征收的50万两“耗羡银”悉数上缴国库，再从其中拿出30万两发给山西各级官员，作为办公经费以及“养廉”之用。

　　所谓耗羡，是当时征收税银在计量、转运途中会产生损耗为借口，向老百姓额外加收一笔钱，称之为“火耗”或者“耗羡”.征收全无一定之规，往往多达正税的四五成，有时甚至比正税还多。这笔钱多半落入各级官员的私囊。但对当时的官员来说，这种做法似乎又有不得已之处。

　　清初官员的薪俸极其微薄。各级官员的办事、雇员经费，都要从自己的薪水里掏钱，还要迎来送往。所以，皇帝也默认了这种普遍的非法行为。

　　康熙年间，曾有御史说，知县从百姓处敛财，督抚向下属收取贿赂，一开始都是因为不得已。但是天长日久，贪赃财物积累越多，官员自知已经罪大恶极，不如恣肆贪污。于是越禁止贪污，贪污越严重。他劝皇帝增加俸禄以止贪。

　　但是康熙认为官员私下征收耗羡情有可原，但是变成帝国的法律则万万不可。雍正皇帝则决定将征收的耗羡银全部归公，再给官员们发放养廉银。很快，各级官员的养廉银被大体厘定出来。根据各地方的收入和事务繁简不同，养廉银的数额也有相应的调整。但一般而言，总督的养廉银约为2万两白银，是法定薪俸的130倍。力主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山西巡抚诺岷每年有养廉银3万两，推行有功的河南巡抚田文镜，每年所得养廉银也有2.89万两之多。

　　耗羡归公之后，各地亏空逐渐补足，国库的存银则积累到6000多万两。至于吏治，也确实比康熙时大有好转。但是，雍正一朝吏治好转不仅仅因为高薪养廉。在推行养廉银政策的同时，雍正皇帝也在严厉整饬官场，一年查处的贪官就多达数百。但雍正皇帝在位时，可以用皇帝的权威去推动，但是到了他的继任者手中，这样严格而费力的治国之道，就不免被懒惰和懈怠所取代了。而鼓励廉洁的养廉银，逐渐被官员视为理所当然的收入。官员收入的增加，反而推高了官场贿赂的价码。据《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