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代伪蒙政权下的卖妻书

　　在辽宁省档案馆典藏的档案中，保存着几件清代原始婚书字据。从这些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封建社会中的弱势妇女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可以从中窥见封建社会贫苦百姓的社会地位。

　　自卖自身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卖身执照，原文是这样的：

　　“立执照：婚书人刘门杨氏，因丈夫亡故，并无家业、儿女，无依无靠，度日难过，亲朋无有，每日哭哭啼啼，家人可叹，因此自托冰人自卖自身，情愿卖与周凤喜身旁为妻，度日远年，三造说允同家言明，做身价钱壹佰伍拾元正，当交不欠，笔下交足，自交价后，永不反悔，此系两家情愿，若有反悔者，有冰人执照为证。媒人：李德功、老金太太，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杨氏代字赵青山。”

　　这里所说的“冰人”就是媒人，但为什么叫“冰人”呢？《晋书·索紞传》里讲，有一个当孝廉的官员，他的名字叫令狐策。有一天梦见自己站在冰面上，与冰下面的人谈话，感到奇怪，不知吉凶，来找索叔彻圆梦。索叔彻说：“冰上为阳，冰下为阴，这一定是阴阳（男女）之事了。你在冰上与冰下人谈话，为阴阳语，这个梦预示你将要为人说媒，到开冰的时节，婚事就成了。”不久，太守田豹果然来求他做媒。

　　此后，人称媒人为冰人，后来又有“红娘”、“划柯”、“媒妁”、“月老”、“保山”、“媒证”等多种别称。古代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冰人做媒，因此也叫冰媒。

　　这件档案所展示的卖身执照发生在1908年。奉天省安东县的妇女刘杨氏因丈夫去世、膝下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产，也没有了在夫家再呆下去的理由，且自己生活又无依无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家里人（杨氏丈夫家里的亲人）看着很可怜，同意她另找个人家。因此，杨氏托了个媒人把自己卖给他人为妻。

　　首先由媒人先找好买主，然后买卖双方及媒人三方共同协商，商定好价钱，现金当面交清；为了怕日后妇女反悔、逃跑，故立执照为证，以绝后患。在执照下面，写有媒人的签字画押，买卖双方也在名字下十字画押，杨氏在其名字旁摁了手印。待手续齐备后，此执照具备了法律效力。这一张纸能把自己卖多少价钱，要视年龄、相貌、身体状况等多方面条件而定。

　　这种自卖自身的现象只能是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妇女在走投无路时，迫不得已所采取的下下策。其未来命运如何，只有依靠媒人，听天由命了。

　　借妻生子

　　所谓借妻生子，就是典妻，又称承典婚，这是旧社会买卖婚姻派生出来的临时婚姻形式。

　　这种婚俗形式是以男方用财物租用已婚女子做临时夫妻为特点，绝大多数情况是男方已婚无子，家财富足，需要子嗣；女方家经济贫困，丈夫无力维持生计，只得同意将妻子按一定期限典当给别人。男方付一定租金，到期将妻归还。

　　这种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器物一般出租给别的男人的陋俗，早在宋代就有所流行，元代盛行，明清沿袭成俗。民间俗称这是“借妻生子”的一种婚俗。

　　有一件档案称：

　　“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更言明使国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如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

　　并有保人等签名画押。

　　这张典妻的契约期限是8年，安东县民赵喜堂因生活所迫，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生活，到期后，将妻领回。在这张契约上，写有本夫的名字，并摁上手印，并没有写上妻子的名字，这也说明妻子本人没有权力主宰自己命运。

　　一般来讲，丈夫典妻这件事，事先可以不让妻子知道，不同她商量，即使她本人知道了，同意不同意都不起决定作用。在当时的社会，妇女一旦嫁给男人，丈夫便掌握了她的生杀大权，妇女就像家里的其它物品一样任由丈夫支配。

　　被典的妻子在这8年的漫长时间里，命运又转嫁到其它人手里，如有天灾病孽，生死由命，死了就死了；如果逃跑，两家一起找，找不着，一家损失人、一家损失钱。

　　质妻雇妻

　　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在南北朝时期，中国就出现了“质妻和雇妻”现象。

　　所谓“质妻”,即把自己妻子转让给他人为妻，换取一笔钱，到约定的时间，要回妻子，送回原款。

　　所谓“雇妻”,即雇主支付雇金给女子的丈夫，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让该女子作为自己的临时妻子，到期将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这两种形式可视作典妻的萌芽。

　　及至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典雇妻子的现象更为普遍。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熙宁七年（公元1075年），因为旱灾和蝗灾，老百姓质妻卖子，父子不保。元佑元年（公元1086年），苏轼在一项奏折中写道，20年间，因为欠苗，卖田宅雇妻女的人不可胜数。

　　典妻往往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典妻，另一种是租妻。按一般的分法以时间长短来分，时间长的为典妻，时间短的为租妻。都是一种临时性的婚媾形式，期限一般租为一至二年，典为5年、10年甚至15年不等，而时间的长短又往往同孩子生育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多典妻者的目的在于要生儿继嗣，所以也有称典妻为“借肚皮”,或“租肚子”的。

　　旧时典妻风的盛行由多种经济原因所致：如丈夫有病无力维持家庭，或负债累累度日艰难；也有因赌博而穷困潦倒者，丈夫无奈而租典妻子。此类一般由丈夫作主，而妻子则被迫同意；也有丈夫长期外出不归，妻子生活无着而自典者。受典者往往由于其妻子不育无出，征得妻子同意而去借妻生子。

　　无论是典妻还是借妻，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的，体现了丈夫对妻子的绝对占有，女性对男人的人身依附，女子一旦出嫁便失去了人身自由，完全听从丈夫的处置，像商品一样被买来卖去，没有抗拒的能力，反映了社会黑暗和道德伦理的落后。

　　打伙共妻

　　还有一件关于打伙合同的档案： (责任编辑：陈冬梅)